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过程

常 海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理论中心点是：“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即“民本”的思想。毛泽东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救民”，也就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其次是“教民”，也就是强调文艺对人民群众的教化功能。第三是“新民”，这是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关于“新民”的美学思想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对强调文艺的政治含义、阶级功利和意识形态立场，把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命题在一个新的确定的政治层面上展开；二是对文艺描写对象的特别关注，也就是关于“写英雄”的强调，这里的英雄并非单一是战场上的“英雄”，而是在社会生活的各条战线上的英雄形象。三是重视文艺对生活的干预，强调文艺作品有感而发有为而作，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积极展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救民”的阶段已经基本完成，而作为毛泽东“民本”思想更多的侧重的是“教民”和“新民”的开展。毛泽东向来重视文艺在革命中的作用，他曾经在《讲话》中写道：“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军队”依然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在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在毛泽东的国家想像中新中国不只是政治强大、经济繁荣，同时还是新文化繁荣的国家，他早在1940年就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而在新中国文化建设初期是以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为经典范式的，正如周扬所说的“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在此，我们结合着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主要讲话来探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文艺创作中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

一、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中国新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必须弄清“人民大众”的具体含义，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也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人民性”。这在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讲话中都有体现，并且是加以不同程度的强调。在周恩来的报告中对“人民”进行了全面的解释，他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工农兵，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提请文艺工作者注意在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时“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一定不要忘记作为人民军队的“是伟大的支持力量”的“两万万农民”。同时指出，“我们必须依靠”的工人阶级，“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因此“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重要主题”。周恩来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进行了完整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未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说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这个解释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应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周扬的讲话中也指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的作品必须着重地来反映这三个力量。”“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地位。”“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关系是达到了如此密切地步，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不能不充分地考虑与重视观众读者的要求和反映，并且把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当作自己光荣的愉快的任务。”郭沫若在报告中指出“三十年来，除了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文艺已经在理论上解除武装，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法西斯文艺，一直受到全国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唾弃之外，中国文艺界的主要论争是存在于这样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虽然也想在文艺上争取领导，但因为他们不能和人民结合，也就没有争取到的可能。这样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任何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努力就毫无结果。”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从相反的方向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的重要性。他指出“许多读者虽然津津有味地读了某些作品，但掩卷回索，却又惘无所得；也有不少作品，虽然在读者中起了一些启导求进步的作用，但同时又无形中给了读者以低回感伤的情绪。这究竟是由于什么缘故呢？一般说来，这是由于作品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这是国统区文艺创作中产生各种缺点的基本根源。”他所概括的国统区创作的不良倾向：“一种是完全按照个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小镜头，编成故事，既无主题的积极意义，亦无明确的内容。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还有一种倾向，一方面描写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则故意避免暴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面，却用男女间的恋爱故事，穿插其间，企图以‘抗战’吸引进步的读者，同时又以‘恋爱’迎合落后的读者，达到了‘左右逢源’之乐。像这样的抗战加恋爱的新式传奇，在作者本人既然没有忠于真理忠于人民的严肃态度，结果他的作品自然不但庸俗布局，而且在客观上对于反动统治起了掩饰的作用。最后的一种倾向是抵不住反动统治的低气压的压迫，经济生活的煎熬，又受着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公然把颓废主义呈现在大众的面前，而且还要装出‘纯文艺’的高贵的气派来骗取读者。”“为了防止进步的革命的文艺阵营内部发生恶疾，为了教育读者，今后，我们对于这种在西欧没落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影响下的非工农大众立场的文艺作品，是必须加深警惕的。”这样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确立来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的主题。

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要求文艺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如果漠视这一要求，仅仅倾心于“阳春白雪”的创作，那就根本说不上为群众服务。因此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切实做好普及的工作。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教民”的目的，在各个讲话中也有集中体现。周恩来强调了普及的重要性，并指出：“解放区作了一些普及工作，还必须重视对于旧文艺的改造问题。”“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周扬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今天文艺工作，是提高为主呢？还是普及为主呢？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地加以回答：就整个文艺运动来说，仍然是普及是第一。”“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就说过：‘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在最近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说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有了现代城市和交通的一切优越条件，采用各种方法，继续对农民进行普及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农村剧团及其他文艺的活动。”“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周扬在对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进行概括指出“直到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学习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解决的正确途径。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解放区的文艺，由于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又采取了群众熟习的形式，对群众和干部产生了最大的动员作用与教育作用。”郭沫若在报告中指出“还有一个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重要事情，就是各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艺，以及原封未动的封建文艺，在落后群众中间，还占有着很大的地盘。我们应该以夺取这种反动文艺的阵地为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来完成这种任务。”郭沫若所确定的文艺工作者今后具体任务是：“一、我们要加强团结，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努力用文学艺术的武器来加紧这种斗争和建设。二、我们要深入现实，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的勤劳英勇，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我们要注意开展工厂、农村、部队中的群众文艺活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艺力量。三、我们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残余势力，反对新文艺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文艺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周恩来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也具体谈到了文艺创作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深入生活”。这一点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也得以强调，如郭沫若谈到的“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斗争和创造，满足人民的要求，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就必须深入现实，加强学习。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工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必须了解熟悉人民群众，然后才有可能反映人民群众。我们必须先做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做人民群众的先生。所以深入现实是一切创作家首先应该努力的。”周扬强调“现在全国革命已取得基本胜利，中国正迈入一个广泛地从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继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更多地更好地来反映这个斗争和建设。”茅盾指出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在主观上存在的问题，“文艺作品的题材，取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占压倒的多数，而对于知识分子的短处则常常表示维护，即使批判了，也还是表示爱惜和原谅。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¼¼作品中出现的工人往往只是不体面上穿着工人的服装，而其意识情绪，则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他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也妨碍了他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这些观点从不同视角来强调了“深入生活”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二、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对于文艺服务于政治的观点在第一次文代会也得以确立。周扬在报告中指出：“一切前进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像黑格尔所说的时代思想水平上；今天具体地说，就是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独立地观察、分析与综合各种生活现象的能力，也就是，艺术上概括的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将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生活与明确地、坚持地宣传政策，两者统一起来，不至于为了宣传某一具体政策而歪曲了生活中的基本事实，或者为了生活的局部的细节的真实，而模糊了基本政策思想。”（157）“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158）“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反映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他们的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各个阶级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命运。作品的高度思想性主要就表现在对于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的深刻的揭露。一个文艺工作者，也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使自己避免单从偶然的感想、印象或者个人的趣味来摄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生活作歪曲的描写。”（158）郭沫若指出“没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就不可能正确地规定革命的方向和政策，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政治革命上是这样，在文化革命和文艺革命上也是这样。”（173）茅盾对国统区文艺创作中问题加以批评“表面上不否认文艺的政治性，实际上则把艺术性摆在政治性之上，这样的倾向潜生暗长。”（168）“本来只抱着迎合骗人的目的的未尝没有，但很多场合则是由于作家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经过改造，并没有在生活上真正和群众结合的原故。为了克服这倾向，正应该向艺术家严肃地要求政治性。”在他们的讲话中对于理解政策和加强政治性修养的不同程度强调，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所要求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创作的工具性目的。

三、文艺批评要坚持两个标准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把文艺批评的标准明确地提出来，并划分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从《讲话》开始的。毛泽东认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反之，“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衡量一个作品的两把尺子，这两把尺子并不是并列的：“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里，毛泽东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作家的创作仅注意思想性就够了。思想性的突出，必须以艺术性为保障，“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很显然，毛泽东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论述与他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观点是相辅相成的。

对文艺批评的两条标准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也得以确立。周扬在报告中指出：“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降价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61）“一切前进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像黑格尔所说的时代思想水平上；今天具体地说，就是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独立地观察、分析与综合各种生活现象的能力，也就是，艺术上概括的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将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生活与明确地、坚持地宣传政策，两者统一起来，不至于为了宣传某一具体政策而歪曲了生活中的基本事实，或者为了生活的局部的细节的真实，而模糊了基本政策思想。”（157）“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158）他特别论述了学习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于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广大人民的需要，指导人民行动的东西。”（158）因此，“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反映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他们的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斗争、各个阶级的命运”。（158）茅盾在“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中明确指出在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中的两种错误观念：“我们的文艺作品中的政治性还是没有，可是太多了，缺乏的是高度的艺术性，所以才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文艺的本质存在于艺术价值中，艺术的政治性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不过是艺术价值的表现形态，是早晚不同的市价。”（168）进而指出“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171）这些声音都传达出文艺创作要注重思想性和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重的信息，但其中的指向还是偏向了政治性。

正如周扬在报告中明确的指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朱寨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是这样描述的，“第一次文代会把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在毛泽东文艺方针下，迎着‘中国人民新的纪元’，揭开了新中国人民文艺历史的崭新的一页。”李慈健、田锐生、宋伟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中所概括的“第一次文代会是我国新文艺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首先它促成了文艺界的大团结、大统一。其次，它确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发展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来贯彻执行，便形成了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主潮。”

“……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完成我们这一代的文学艺术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可以做出为人民所欢迎并能教育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人民的文学艺术胜利万岁！伟大人民领袖，人民文艺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这是郭沫若在发言结束时的狂欢，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的最好表白。（作者单位：沈阳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