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视剧与电影叙事—以《红高粱》为例刘维付

电视剧版本的《红高粱》在热播的同时必然会被拿来与电影版本《红高粱》比较，在张艺谋导演盛名之下的巨著被翻拍成电视剧，可以说是风险与挑战巨大。而剧版的《红高粱》能够赢得多数的赞誉，是其自身艺术表现的成功，是它充分利用电视剧不同与电影艺术的特点，在经典上推陈出新的蜕变。我们在对比小说原著、电视剧版、电影版这三个不同介质的版本时，可以看出同样是对一个故事原型的叙述，却又各自有各自引人入胜的不同，这是叙事手法的不同运用。在三个版本的《红高粱》都已然成功之时，致力于研究电视剧版本的与电影版本的叙事差异，以探讨二者的艺术独特性。    一、电影版《红高粱》的叙事特点（一）画外音的叙事功能画外音，是电影中常见的表现手法之一。《红高粱》这部影片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的主旋律，但是它的视角却并非仅仅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因此，画外音就有了用武之地。画外音自影片开头起，在该影片中共出现了12次。它在片中人物关系、周围环境、时间转换等几个主要情节转折点中的交代起到了串联的关键作用。

此外，画外音同时还具备另外一种功能——“预叙”。例如，在抬轿出发时，画外音就告诉观众，轿把式将成为我爷爷，这一处理不仅吸引了观众的期待、设置了悬念，同样使得整个故事的表现更具张力。导演用画外音模糊掉了几段看似容易出戏的片段，而将大量的镜头给在了对那片土地的刻画上，大量的颜色渲染以及景、物的细节刻画，让意念附着在具体的意象之中，依附于一个个具有强烈生命象征意味的仪式之中，从而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导演如此安排的原因显而易见，整个故事以一个回望者的角度来叙述，它不属于个人的亲身经历，甚至不属于旁观者的视角，主人公“我”所叙述的既不是客观事实，又不是回忆的提取，但是整个故事却并没有给人以不真实感与隔阂感，“我”拥有话语权，“我”是当年那个故事参与者的后代，影片的开头以全黑色作为起点，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没看见这一段的故事，但是，“我”一定要说这个故事；尽管“日子久了”，这个故事“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但这并不妨碍这个故事一定能够透过过去和现在，在因果关系中产生一个具象的链条，通过画外音的配合，缝合着整个故事的逻辑与因果。（二）多过程的叙述方式另外，影片版《红高粱》则运用了多过程的叙述方式进行叙事，把一整个故事拆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各有侧重，然后再用艺术手法对这两个故事进行融合，合并成一个多像、复合、立体的影像。这一做法是在原有的传统的单一线索叙事的突破，对剧本展示来说更具丰富性。

《红高粱》导演将整个故事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同时二者又彼此承接。     二、电视剧版《红高粱》的叙事特点（一）人物关系更丰富众所周知，无论是小说、电影或是电视剧，都会非常注重意象的传达和表述。但是对于电视剧来说，它的容量更大，因此对叙事的丰富性来说要求就更高。因此，为了情节的紧凑和丰富，电视剧增添了在电影版本中并不曾出现的人物形象，但他们在原著的小说中却相当个性，因此，剧情的以扩充，整个剧就可以延展开来好好说故事。例如县长曹梦九（剧中名为朱豪三），以及编剧新增的九儿的初恋男友张俊杰、单家大少奶奶淑贤等等，他们的出场使得那个年代的众生相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同时也让女主人公九儿所面临的势力斗争更为凶险，起到了补充九儿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二）故事广度和跨度更丰富对于电视剧版本的改编，正是由于原著小说的诺贝尔奖的级别，以及前有张艺谋导演过的电影版本，给了电视剧版本的《红高粱》巨大的压力，该剧的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好印证了这些压力的存在。但是，从编剧的角度看，虽说准备的时间非常仓促，但是全剧剧本60多万字是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水分，这使得整个故事非常紧凑、饱满。可以说，电视剧版的《红高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广度和跨度，无疑比莫言的原著更为丰富与包容，整个故事由三十里铺扩展到高密县，再到整个山东省，到最后展现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整个抗日时间段。 三、电视剧版和电影版《红高粱》叙事差异的原因电视剧版本的叙事以“文本流”的姿态，对于情节的有节奏的推动和对人物内心的矛盾、社会关系的变动缓慢的刻画，这是它的优势所在。它需要这些细致的变化来紧凑剧情推动剧情。与此同时，它的观看是持续的、分段的，对于《红高粱》的日播性质来说，它留给观众更多的时间来反复咀嚼剧情、讨论剧情。这是其作为大众第一媒介的特点所在，它需要读者仔细阅读之后进行再一轮的思考和归纳。

而电影的单文本特质，所表现出来的是一次性的完整的观看体验。它在一个特定的布局之中——电影院中展开，这样一个封闭简单的场所中更利于影片情绪的传达与观众情感的共鸣。在《红高粱》这部影片中，更加清晰的因果逻辑链条和两部分相互承接的人性看点贯穿这部影片。它以电影中的典型模式，即有平衡到矛盾再到平衡的发展脉络，重点描述这个矛盾的起因发展和结果，由此引发出高潮，进而到最后又归于平静，在一幅日食的绝美画面中结束整个影片的叙事。

纵观《红高粱》的叙述，其实整个故事的开展是在“我”的感情倾向上进行组织的。“颠轿”实际上是“我”对“我爷爷”雄性魅力的赞美以及“我奶奶”忐忑无助心理的感同身受；“野合”展现的是“我”对追求自由、健康的两性关系的肯定；“出酒”实则是“我”对劳动者创造性的宏大宣扬。“画外我”的叙述魅力便在于让观众在对影片进行认同时，也保持了一份心理上的清晰，在为故事动容的同时也能触发观影者心理层次的深刻思索。（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