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之霍岭大战与《荷马史诗》之特洛伊战争

               ——兼论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

王巳龙

   藏族传统民间史诗《格萨尔》当中的霍岭大战与古希腊《荷马史诗》当中的特洛伊战争都是以掠夺女性为直接导火索的战争，而两者都涉及到人的战争与神的战争，相似之处颇多，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霍岭大战与特洛伊战争在起因、过程、参战角色、战争结果与意义等方面进行对比，探讨了其中折射出的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异同。

霍岭大战与特洛伊战争分别是藏族史诗《格萨尔》与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当中的两场著名战争。比起同为荷马史诗的《奥德赛》，《伊利亚特》着重表现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以及众神在这场战争中分别选择的阵营，更突出宏大背景下个人牺牲的悲剧英雄色彩，与格萨尔史诗的《霍岭大战》部分在题材、结构、情节上也有其相通之处，具有可比性。

   一、战争起因与过程

根据《格萨尔》的内容，格萨尔在魔国降魔期间，霍尔国白帐王为寻找最美丽的王妃，入侵岭国并抢夺岭国王后森姜珠牡。珠牡向格萨尔求救，却因梅萨给格萨尔王喝下迷魂酒而耽搁；珠牡的侍女假扮王后试图蒙混过关，却被晁通告密而失败。最终岭国勇士嘉察战死，晁通成为岭国国王，霍尔白帐王掠走森姜珠牡做王妃。格萨尔得知后十分震怒，霍岭大战因此而起。

表面看来，霍岭大战的直接导火索即岭国王后嘉洛·森姜珠牡。霍尔国的白帐王为抢夺珠牡而出兵攻打岭国；格萨尔王又是为解救珠牡而征战霍尔国、杀死白帐王。然而珠牡只是名义上的矛盾中心所在，并非唯一原因，甚至远非最主要原因。事实上，在觉如赛马称王之后，岭国举行了盛大的祈福法会。祈福煨桑仪式后不久，霍尔国十数名将士潜入岭国劫去壮马五百余匹。岭国与霍尔国因此发生冲突，而霍岭大战在此处已经埋下伏笔，珠牡被掠仅仅是将霍岭矛盾激化的一个契机。

在面对霍尔白帐王的压力时，珠牡并非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柔弱女子，而是做了最大程度的反抗与自救。因此虽然森姜珠牡王后最终被掠走且背负引起霍岭大战的名声，但决不能简单地将她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红颜祸水”，更不同于特洛伊战争当中自愿与帕里斯私奔的海伦。事实上，无论将霍岭大战看作是两个部落的博弈还是两个部落首领争夺女性的战争，作为直接导火索的森姜珠牡都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根据《伊利亚特》当中的描述，特洛伊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帕里斯抢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特洛伊之战最初起因可追溯到神的矛盾。宙斯的宴会没有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厄里斯怀恨在心，扔下“送给最美丽女人”的金苹果，引起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间争端。三位女神找到的裁判帕里斯将金苹果给阿芙洛狄忒，引起另两者不满。此时神之间冲突已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伏笔。

表面看来，特洛伊战争是因海伦而起；但实际上当时希腊人觊觎特洛伊的财富已久，海伦被抢仅是借口。希腊军队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特洛伊战争，借机掠夺特洛伊的财富据为己有。若从史诗情节追究战争发生的深层原因，可追溯到众神间矛盾冲突与相互博弈和制衡。希腊人对财富的贪欲和帕里斯对美女的贪欲仅是浅层次现象，并被众神所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希腊英雄还是特洛伊战士，均是代表命运的众神所操纵的棋子，其本身也都充满与命运进行博弈的悲剧色彩。

   二、战争结果及意义

与史诗《格萨尔》当中的任何一场主要战争一样，霍岭大战也是以岭国大获全胜、岭国英雄满载而归、对手全军覆没、霍尔王被杀死等一系列结果告终。而这样的结果再一次为格萨尔的辉煌战绩中增添了一笔，上至格萨尔与岭国众英雄，下至岭国普通百姓，无不为之欢庆。不同于格萨尔的胜利，特洛伊战争持续了九年零十个月，希腊与特洛伊双方均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丧命，特洛伊城遭到屠城，而希腊损失了包括阿喀琉斯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勇士，英雄时代也因此而终结。

在真实的历史中，国家之间战争的本质往往是利益冲突。但在文学作品中，战争的性质和过程往往被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战争的意义产生了较强倾向性。在《格萨尔》史诗当中，岭国无论是作为主动扩张的一方还是被侵略被掠夺的一方，都被赋予了合法性，而格萨尔王本人也被塑造成正义的化身。

因为霍尔白帐王被描述成妖魔，所以无论森姜珠牡是否确为霍岭大战的起因，都不影响格萨尔及岭国的正义性。史诗对格萨尔王出征的描述，也主要着重于格萨尔降妖除魔、安抚百姓的责任与使命，超过了夺回珠牡王后的目的。而格萨尔要夺回森姜珠牡并杀死白帐王的目的之中，因权威受到冒犯而维护岭国利益与岭国尊严的成分，也远远多于格萨尔对珠牡的个人情感。

相比之下，特洛伊战争双方实际上并没有正义与否的划分。根据史诗描述，无论阿喀琉斯还是赫克托耳都是为个人作为武士的荣誉而战，其目标动机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参与战争的众神也是出于各自的实际目的，从未有过“降妖除魔”一类说法。而在特洛伊战争中取胜的一方所关注的更多也是对战利品的掠夺和对自身英雄主义的渲染。因此，特洛伊战争的性质不仅仅是争夺美女的争端，更是人们以海伦为借口，实际争夺威望和战利品的战争。而其更深层的本质，则是奥林匹斯山众神之间的冲突、博弈与制衡。

   三、藏族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

   （一）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相似与相异之处

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并列为世界三大文明体系。其中，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且都经历过较长的文明幼年期，经历过人类的诗性智慧时代。因此，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之处，其文学作品当中也会体现出相似的文化特性。例如以藏族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明体系和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明体系在发展早期，均有以英雄传说为题材的、具有强烈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史诗流传。

在内容和思想上，《格萨尔》和《荷马史诗》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譬如《格萨尔》对霍岭大战和《伊利亚特》对特洛伊战争的描写，都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而两者对战争的叙述都包括人的战争和神的战争两个层面，具有超现实世界观和浪漫主义色彩；两者也同样都反映出了争夺女性与争夺战利品这些当时的社会实际现状，等等。

从两部史诗的描写来看，岭国之格萨尔所代表的游牧文明和迈锡尼之阿伽门农所代表的海洋文明都具有对外扩张性，且战争均伴随着交战双方物质资源和财产的再分配过程。与此同时，女性往往被当做战利品，这说明在高度依赖体力的社会文明形态下，社会主要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然而，无论是珠牡，还是海伦，被掠夺后地位并没有改变，而经过战争之后再次回到本国，地位也没有因为被掠经历而降低。由此可见，游牧文明体系与海洋文明体系对女性贞操观念都比较淡薄。

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也存在很多差异。最典型的即两者对“神”形象的塑造与描绘，以及两者对战争意义的定位。《霍岭大战》对神的描写完全是正面的，神支持代表正义的岭国一方；同时神又与人没有绝对界限，神转世可以为人，人在世俗生命终结后也可能进入天界为神。人与神存在相互的转化，神可以看做人的理想境界。而神所处的立场与史诗中主要英雄人物一致，神对人的作用是引导和护佑人，使人有所领悟和提升，最终也能够跻身神的境界；但《伊利亚特》中对神的描写则较为世俗化和复杂化，神也没有显示出道义上的必然倾向。并且，不是所有神对人类的态度都是爱护或庇佑，神也可能因为一定的利益压制甚至迫害人，且神与人之间泾渭分明，不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唯一的实质交集是部分具有半神血统的英雄。不仅如此，这些神具有人性当中的一切阴暗面，并不能够当做人的理想状态。

在战争的意义方面，霍岭大战体现出了游牧文明当中的理想化精神，强调“正义”的重要性并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了责任的自我赋予，以斩妖除魔、惩恶扬善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朴素原始是非观；而特洛伊战争则体现出了海洋文明当中的经济意识，战争双方并没有明确的正邪划分，双方也并非出于维护道义的责任感，而是为了掠夺财产获取经济利益，这种掠夺性的经济观念奠定了欧洲大航海时代向外发展殖民地的基础。

   （二）不同文明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能够折射出许多文化形态与文化特性。而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形态，同样也通过《格萨尔》史诗与《荷马史诗》表现出来。

例如，《格萨尔》体现出了游牧文明体系的一个文化特征，即对一些抽象概念的强调与执着。这个抽象概念可能是一种宗教，也可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或者游牧民族对正义的理解和定位。在《格萨尔》中，这个抽象概念被具体为了格萨尔王统治下的岭国。

事实上，格萨尔向白帐王的霍尔国开战，除了为夺回珠牡以及抢夺霍尔国财产外，一方面是像史诗中所说，为消灭霍尔三魔王并解救百姓，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维护格萨尔王的威严和岭国的荣誉。这当中所体现的文化特性，即是游牧文明体系区别于其它文明体系的独特之处。相反地，《伊利亚特》也同样体现出海洋文明的文化特性。古希腊文化体系并不重视战争的正义性，而是更关注战争能够带来的利益，显示出海洋文明的趋利意识。这表明海洋文明虽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但更注重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

又比如，《格萨尔》当中描写的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总是以岭国大获全胜、岭国英雄载誉而归的大团圆结局而告终。即使岭国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暂时处于劣势，在神的加持下也往往有惊无险。霍岭大战中牺牲的嘉察面对死亡时的坦然与英雄气概使他的个人悲剧也显得哀而不伤，在岭国最终取得胜利的大背景下充满壮烈的意味。

相比之下，《伊利亚特》之中则较多地涉及了英雄的失败与死亡情节，而其中大多数悲剧都带有宿命意味。希腊的英雄阿喀琉斯为希腊的胜利而面对自己如果参与战争即会死去这样一种预言，最终如预言所说那样牺牲。阿喀琉斯的死亡过程充满人与命运进行对抗的悲壮色彩，而最终失败则表现出命运面前人的渺小，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综上所述，游牧文明形态和海洋文明形态不同的文化特性，通过其各自的史诗作品得以透露出来。史诗《格萨尔》所强调的，是格萨尔王式惩恶扬善、所向披靡的辉煌精神；而《荷马史诗》所关注的，则是阿喀琉斯式牺牲自己、成就群体的崇高精神。

   （三）不同文化的传承与进化历程

作为两种有其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传承与进化历程，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与方向。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游牧文明多处在草原尤其高原地区，地广人稀，与外界联系相对较少。同时高原往往自然环境恶劣，生活资源种类单一，人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有一位强大的格萨尔王来领导和护佑他们，在艰难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延续其文明。在《格萨尔》当中，岭国与其他国家的妖魔鬼怪战争的过程其实可能是象征了人与恶劣的环境和种种自然灾害抗争的过程。而格萨尔每次都能够取得胜利，则反映了藏民族在恶劣的环境下顽强生存并传承至今的过程。

与此相对，海洋文明处在低海拔的近海地区，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且资源丰富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加之水运方便，因此海洋文明的商业相对发达，经济意识强烈，具有较明显的逐利性。又因为欧洲大陆被自然条件划分为较多城邦，不易形成统一政权，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博弈与制衡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社会现象投射在诞生于爱琴海的古希腊神话与史诗当中的众神身上，就造成了古希腊众神的人格化和神之间的冲突矛盾与博弈。

此外，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虽然同样具有扩张性，但因自然条件所限，其扩张途径并不相同。属于游牧文明的藏族扩张方式以陆路为主，以马匹为交通工具，因此更强调人的体能与战斗技巧；属于海洋文明的古希腊人扩张方式以海路为主，以船只为交通工具，因此更强调工艺的技术。

综上，藏族史诗《格萨尔》中的霍岭大战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在许多方面有其相似、相通的地方，但仍然存在很多差异。这反映出的是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仍然是两个不同且相互独立的文明体系。而造成这一系列相似点与差异性的，则是不同文明体系发源的环境与传承的历程。（作者单位：西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