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的生产方式根源

     康宇英

   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根源的理解，表明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有进化主义和文化本体主义等各种不同的路径，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工具的支持下，这一问题才能得到最清晰的阐释。本文认为，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古希腊的商品经济和中国小农经济的区别。至今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基本范畴，大都可以在这种区别中找到脉络和依据。

本文试图再次探讨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问题。这里所谓的中西文化，是100年来我们在进行中西方文化比较时所理解的中西文化。文化有三个层面，最核心的是文化的价值层面，包围在其外围的是体现这些价值的规则和制度的层面，最外围的是人们可以通过感官体验和享用的饮食起居和社会活动场所的器物层面。东西方在文化上的相同和差异，主要是通过这三个层面来概括和比较。但是最为根本是在价值层面的比较。在这一层次，学者们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比如，在社会身份认同上，中国人注重整体和集团利益，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体价值，在公共领域中国人崇信权威和秩序，西方人注重民主和自由，在人和自然关系处理上，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西方人注重征服和把握自然，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注重综合抽象，西方人注重具体分析。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是造成整个中西方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不同轨迹和冲突、冲撞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价值层面上，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不断展开对中西文化的研究和比较。作为这一问题的深化，他们是如何反思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问题呢？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差异根源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他们文化问题研究的深刻程度。因为文化差异的根源问题，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事实的认定和概括，而是要从根本的动态机理上看到复杂的动力系统和复杂构造。

从20世纪早期开始，支配知识分子认识文化问题的工具之一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进化思想。严复是较早系统地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的思想家，他也是最早大批量地翻译和引进西方学术著作的启蒙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就是赫胥黎的《天演论》。正是从社会进化，强弱悬殊的现实出发，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明显地落后于西方，要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就应该系统地学习西方文化。“出当此之时，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助于文明。果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于物竞之际；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

作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也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但梁启超的贡献在于，他从西方的天赋人权的国家学说中发现了文化比较的一个整体化的形态就是支撑强盛国家的国民人格。并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革命”的鲜明口号。“苟不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呜呼！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吾所不惧，吾所不辞，世有以热诚之心爱群、爱国、爱真理乎？吾愿为之执鞭以研究此问题也。”

胡适对文化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也是深受进化论观点影响的。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首先是先进和落后的差别，然后才是民族性的差别。他特别反对以民族特质为名，而敝帚自珍的文化保守主义，而主张用世界主义的眼光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他在和梁漱溟的论战中，从一元论进化观出发认为，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不是根本属性的不同，而在于“时代发展变化中的环境和问题的鞭策”。他认为“中国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是抗拒变革“灵肉冲突”的保守成见。他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应对好时代性的环境和问题的考验，中国文明的复兴是必然会出现的。1919年胡适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 》一文明确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还看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盛，认为“社会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化”的最新表征，还高度赞扬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是“空前的伟大政治试验”。胡适把进化论的文化观发挥到了一个胸怀广阔的境地，但是这一认识工具的制约性在于，它无法把文化的变迁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复杂机制密切联系起来，因而使得文化的发展成为具有意志论色彩的时代精神的呼号。

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梁漱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代表性的存在。梁漱溟是比较明确地从文化本体的角度反思中国文化，并在中、西、印之间进行比较认知的思想家。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的本体论文化观。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遇到问题都是向前下手，这样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向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所持的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历史分界，他认为中西文化最大的分水岭是宗教问题。“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这样，梁漱溟企图从文化特性的角度，给中国文化一个自信的支撑。但是这一本体论的中国文化观，尽管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给了中国文化一个自足的坚持自身特质，从容看待外界的理由，但是这一特质的基础是建立在生命哲学这一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之上的，没有把人看做处于社会的复杂联系中的人，因而和社会生活仿佛是没有什么深刻关联的尽管是有特色的生物之群。另外，这种对民族文化的坚韧的持守，也可以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提供精神动力。

陈独秀受到唯物主义新的世界观的影响，富有洞见地提出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之一在于土地和气候的差别。“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存在先进和落后之别，这种先进和落后的根源在于两种文化的经济基础不同。决定中国文化的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而便形成了守旧、封闭的文化。而决定西方文化的是近代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的本性要求资产阶级大力向外扩张，因而西方文化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征战的精神。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情况下，陈独秀的分析体现了新的世界观的深刻和强大。但是陈独秀的问题在于，他对于中西文化起源的分析还是十分笼统的，浮光掠影的。他并没有真正摆脱概念化的臆想，而是简单第运用唯物主义的思想充当分析工具，但是并没有切近的社会实践支撑他的更为根本的认知。

这一时期，不同代表性人物对中西文化差异根源的不同认知，直接影响着后来不同流派的思想分野，这一影响一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的争论中。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更加彻底的认知和分析，还是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的工具上来。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一生的经典总结。的确如此，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围绕这种生产所构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构成了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正是理解一个时代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密码。

分析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生产方式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不可替代性在于文化的核心尽管在于价值层面，但是文化价值的发酵、发挥和凝结，是要在社会的规则和器物层面的，而在这些层面，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构造机理就是最为重要的存在。在每个民族文化的创制期尤其如此。因为在创制期，人们在观念上的积累相对是比较贫瘠的，他们的生存环境对他们的考验也是严峻的，因而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后来的一定文化形态的形成就更主要地依赖于生产方式的决定和滋养。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应该从分析中西文化的源头出发去观察和研究。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和中国文化起源的三皇五帝时期作为比较的对象。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和岛屿,以及今土耳其西南沿海，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东部沿岸地区。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为其地理环境特色.作为古希腊文明中心地区的希腊半岛,其中部和南部以港湾众多、海峡连绵著称。由于土地稀缺和贫瘠，这里的居民们不得不发展自己的手工业，从而置换其他城邦，甚至是来自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粮食和蔬菜，依靠地中海东部广阔海面上的商业贸易生存和发展。这里正是希腊文化形成的核心区域，也是雅典城邦形成的大舞台。

这种大范围的广阔而灵活的商业贸易意味着市场的等价交换意识在他们心中牢固地树立了起来，也让他们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自有其不同的才能和价值，只有充分尊重别人的劳动和习惯，才能顺利地进行商业交换，达到丰富自己生命和生活的目标。这正是古希腊民主意识、个性自由意识牢固确立的坚实的依据。海洋生活的流动多变，迫使他们要不断地观察和认识自然现象，尤其是自然界的细微变化和广泛联系，他们可以从细微的自然表征中，抓住自然变化的规律，从而可以畅通无阻地航行海上，这就必然激发他们对自然界的征服欲望和把握能力，这也就是他们体验自身强大，具有强烈主体意识和分析思维的根本原因。无可讳言的是，缺乏明确边界的而海洋生活，使他们不断地面临自然界和异域社会的各种变化和挑战，他们适应了不断地解决新的冲突和问题，因此，生活的动荡和矛盾，对他们来说就是司空见惯的，他们习惯了冲突中的生存，这就是他们认识世界秩序的最普遍的经验。张世英先生认为：“希腊面临的爱琴海，有一群星罗棋布的小岛，小岛之间，人们你来我往，商品交换自然比较频繁，商品经济也就比较发达。商品经济发达，人就不封闭，跟外部世界不断交流，不断面对差异化的外部世界，使得他们的自我观念较强。希腊戴尔斐神庙入口处刻着一句铭文：‘认识你自己！’”。

与之迥异的是中华文化的创制的过程。中国文化形成的中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两岸。巨大的冲击扇，面积广阔，土地肥沃，农业十分发达。对广阔领域的农业生产而言，人们需要的是农业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对生产规律的基本把握。正因为这样，中国最早传说时期的民族英雄大都是农业生产的专家，比如治水的大禹、桑蚕的嫘祖、播种五谷的后稷等等。早期农业生产组要是用来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交换。因此对中国的在其居民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对农业权威的尊敬和依赖，而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强化了这种权威体制。因此，对农业社会而言，人们之间很难形成类似于商业社会的平等、民主和自由意识。就人和自然的关系而言，农业对自然的依赖，更多地是要依靠自然本身的规律性的变化，而不是人力可以左右，因此顺应自然，遵循天道的思想也就很容易滋长起来。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权威下，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是十分稳定和安宁的，人们习惯于遵从和谐的秩序，相安无事地存在和死亡，因此，他们不像海洋和商业世界的古希腊人那样习惯于接受动荡不安的外界的挑战和变化。张世英先生认为；“这样一个大的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封建集权的大帝国，也造成了地域分割的普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所以，在中国，皇帝的观念、家族的观念，自然就比较发达，而自我观念难以舒展。”

遵循这样的认识逻辑，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就会非常深刻。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建立，意味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较为彻底地投入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一个五千年来，其文化形态主要由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中国社会，终于比较彻底地走向了商业和市场文明，而互联网更像一个思想交换和分享的市场。这将意味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世界的巨大调整和变动。

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将不断增强，这一国民人格的巨大转换，将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精神在更高境界上的觉醒和成熟，这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回首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的100年，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更加信心满怀。

(作者单位：大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