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殖民女性主义对《简·爱》的阅读揭示了文化语境对文本阅读的决定作用,它促使我们探寻《简·爱》的女性意识的复杂性的生成机制。在小说文本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不容忽略的。一是小说的罗曼司式的叙述策略;另一是主人公在情爱纠葛中呈现的的身份意识。

关键词：简·爱；后殖民女性主义；女性意识；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简·爱》从一问世,人们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特别是当阶级、种族的思考维度契入到日益激进的女性主义视角之后:简·爱不再仅被看作追求独立、平等、反抗的女性主义先驱,也被看作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附庸。这使得重读《简·爱》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况味:它既促使我们历史的重新认识《简·爱》的女性意识的复杂性,探寻这种复杂性的生成机制;也促使我们思考不同的认识与中国的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

一．斯皮瓦克对《简·爱》作的是一种有趣的政治性阅读。一开始,她就力图跳出“宗主国语境的孤立主义角度”。传统女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立场已在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广受质疑。她要读出的恰恰是“对历史上帝国主义叙事的愤怒”。通过对比阅读,她发现,《简·爱》的叙事进展的动力不是别的,而是“帝国主义公理性的意识形态”;伯莎·梅森的精神分析学视野中的简·爱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层面,而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好妻子的代表”。像斯皮瓦克这样的印度女性后殖民知识分子将伯莎·梅森看作“一个自我牺牲的好妻子的代表”,是因为相似的被殖民种族的血统使她们产生了认同,她由此得以将自己在印度殖民地的文化经验置换在伯莎身上,将其视为印度殉葬妇女的隐蔽的讽喻。归根结底,斯皮瓦克对“帝国主义叙事的愤怒”源于她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寡妇殉葬制度这一历史创痛的真切记忆。

二．百余年的批评史已然揭示出简·爱体现的女性意识并不是毅然决然的反叛,而是非常复杂的。在小说文本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不容忽略的。一是小说的罗曼司式的叙述策略;一是主人公在情爱纠葛中呈现的的身份意识。夏洛蒂把主人公换成女性,以女性的行动、紧张、渴望引领罗曼司情节的演进,使男性传统被想象性的替代,微妙地将其改造成为一种女性写作的适当形式。她可以借此修正、解构和重建从男性文学传统中对妇女的认识,描绘女性心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生活。

罗曼司的叙述方式突出体现在她竟然意外地继承了一大笔海外遗产上。罗曼司的结局是夏洛蒂有爱情的婚姻问题的想象性解答。与当代的女性主义锋芒直指整个男权意识形态相比,夏洛蒂选择了一个个体性的解决方案:取消作为个体的男性行使霸权的能力,剥离男性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必然联系。但是这种叙述模式使得男性社会的立场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虽然简的回归不是一种小鸟依人似的归附,而是一种天使降临般的拯救。但这种罗曼司的处理的确存在诱使妇女沉溺于主观情感的危险,使她们忘却现实的苦难,抛弃改造社会的斗争精神,继续扮演男权传统要她们扮演的性别角色。罗曼司当然少不了爱情,但是爱情并没有使简忘乎所以。简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家庭女教师,而且是长相平庸的家庭女教师。即使在她意识到爱情的激流将要冲决心灵的堤防时,她也能反复告诫自己:

你同桑菲尔德的主人无关,无非是拿了他的工资,去教她的被保护人而已,你感激他体面友好的款待。不过你尽了职,得到这样的款待是理所应当的……这份执著的身份意识凝聚成一种悖论性的情感态度:无财又无色使简感到自卑,这自卑隐含着对逾越既定的等级秩序的后果的惶惑。但外部的压抑性事实和内在的压抑性体验激起自我保护式的自傲:它表现为小说中门第、财富、美貌与灵魂、品性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在简的爱情历程中,她始终处于与上流社会女性的对比中。

复杂的心理机制造成了主体叙述视角上的焦点与盲区:一方面,从客厅角落里投出的冷冷眼光对上层贵族的矫揉造作、虚伪平庸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客厅之外下层仆役的生活也随之失落在叙述视野之外。这一叙述视角是反抗与压抑两种经验复合的产物。对于主体感受到的压抑,它表现为反抗;对于主体无意识施与的压抑,它表现为忽略。而使她秉有这种叙述视角和情感态度的,恰恰是对父权制的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给定的等级秩序的体认。她的反叛、她的顺从都与这种身份意识密切相关,甚至是两者经常同时发生。它说明在男权社会中,历史的女性意识只能是不同程度的压抑与反抗的结构性并存。

三．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斯皮瓦克的阅读只能作为一种知识,而不能作为一种体验直接植入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然而,她的阅读揭示了文本生产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制,促使我们看到小说主人公女性意识的复杂性。她的阅读也消解了阅读的普遍主义立场,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的文化语境,调整自己的评价立场,探讨《简·爱》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意义与得失。

《简·爱》译入中国时。那正是现代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初始期。在这样一种中西交契的时代语境下,简·爱意识中那种既独立、反抗,又寻求两性之间和睦共处的愿望自然引起更多的共鸣。首先,中国的女性作家已开始了自己的群体写作十年左右。她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许多作品表达了母爱伟大、婚姻自主、女人是人的新思想,宣扬了妇女自尊、自信、自强的新精神。其次,中国的男性进步知识分子扮演着女性意识启蒙者的角色。这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历史风貌。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是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西方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并在两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使得简·爱的女性意识的复杂性没有受到太多批判性的审视,也使得当时的女性写作自觉不自觉地融入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中。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写作受到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更大的牵引,表现出对男性霸权更强烈的批判姿态。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作为当代文坛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的女性写作正置身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中心价值在社会转型中分崩离析,商业大潮湮没了个体意义的苦苦追寻,对话的呼声和解构的嘶喊同样震耳欲聋。这使得女性写作的私人性话语在解构了宏大叙事的零散空间里呈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进。但是,与《简·爱》一样,中国的女性写作却始终保留了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叙述视野。在所谓中国真正的女性作家笔下塑造出来的女主人公形象几乎无一例外的有两个特点:长相漂亮且有知识。而且在当代传媒的配合下,女性写作越来越热衷于表现都市新新人类那些玩的就是心跳的情爱游戏。在凸现了都市女性的另类存在的同时,正是中国的当代女性写作,将更广大的女性群体的存在遮蔽了。因此,与其像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那样批判简·爱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妥协与屈从,不如在真正承认《简·爱》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推动意义后,认真检讨一下小说叙述视野后隐藏的主人公身份意识的局限性,以期找出自身的视阈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