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噶尔尼使团与清朝妇女缠足  

                                  蒲 璐                                                                            

  1792年10月，马噶尔尼使团成员在到了中国之后，都不同程度注意到了清朝女性的缠足问题。随着游历的深入，使团成员也发现，一般情况下，缠足是上流社会的风尚，这种非人道的风俗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而它的起源完全不为人所知，或者用一些荒谬的传统说法解释，可笑到难以接受。对此，使团成员们提出了自己的猜想。他们认为缠足盛行的原因包括男性的妒忌、人类追求缺陷美、性意味以及女性的配合。对此，使团成员认为，缠足很畸形，但不应该被耻笑。

在众多论述英使马噶尔尼使华的著作中，马噶尔尼大使本人的日记是最为详实的，除此之外，副使乔治·司丹东的《大不列颠国王遣使皇帝实录》叙事真实详细，这两本书以维护大英帝国利益为前提，主要介绍了使华缘由、在华活动以及使团任务的完成。使团总管约翰·巴罗的《中国行纪》则重点阐述了使华期间的见闻，更多的提到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也都从不同侧面记载了了此次中国之行。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十分关注使团活动。对于妇女的缠足问题，不同的人物也有不同角度，笔者将其进行综合梳理，从中得出使团对缠足事件的整体认知。

   一、使团成员对清朝女性缠足的记录

巴罗的《中国行纪》中提到，没有比白河岸上那些可怜女人打扮更差、更缺乏魅力的了，其脚之奇特至少可以挑战全世界。“一双扭曲和失常的脚被紧缠不让生长，仅四五英寸长，因脚缩小，脚踝闲的膨胀。小鞋用金丝精致制成，足踝则用杂色包扎，饰以流苏和璎穗，这样缠的脚，在中国被视为特别美丽。女孩必须长久忍受不便与痛苦，用布将踬缠到足底下，直到足趾实际成为足底的一部分，同时强迫将足跟前移，直到完全消失。”

不久，他们就发现，通常情况下，汉族女性缠足而鞑靼女性天足。《马噶尔尼勋爵私人日志》：“现在中国有两个不同的民族，中国人和鞑靼人…他们性格不同，思想必定自然地有不同倾向，鞑靼妇女的足仍然顺其自然，没有像中国女人那样缠足。”在使团成员眼里,北京妇女相对比较美貌。安德逊就认为，北京的妇女“相貌很美”，“皮肤白皙。她们并不缠足，完全是天足。这里提到的北京妇女指的就是鞑靼妇女。因此，从马噶尔尼和安德逊的描述当中，是否缠足也成为了他们区分汉族妇女与鞑靼妇女的标志之一。

随着游历的深入，使团成员也发现，并非所有的汉族女子都要缠足。一般情况下，缠足是上流社会的风尚，下流社会的妇女基于生计与其他因素，缠者甚少。

马噶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有过记录，“余于人从中见妇女数人，亦系大足，轻便善走，不与中国普通妇女之难行者相类，心甚奇之。后乃知缠足仅为上流社会之风尚，下流妇女为便于作工自计活，缠者甚少。此种风俗，中国的南北各省皆同。唯近以北方蜜儿帝都，下流妇女竞校时装，致不缠足者较少于其他省云。”[2]可见缠足是上流社会女性的标志，下流妇女为了劳作缠着甚少。江西赣州即是例证。“此间穷苦妇女多不缠足，且不着履袜，能负重以行远，亦能为种种劳动之事，凡男子所能者渠等无不能之，衣饰亦与男子大同小异，除绾发做髻及两耳带有耳环外其余无一不与男子相同。此等女子体质最强且能耐苦，中国下流社会之人咸以娶得江西老婆为交好运云。”

然而，巴罗《中国行纪》说，早期到中国的旅行家几乎没有提到缠足这一奇特风俗。9世纪两个穆斯林的中国行纪，由雷诺多刊印，中译本名为《中国印度见闻录》，他们特别描述了妇女打扮与长相。却没有提到小脚。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也不时提到妇女打扮与长相，也没有提到缠足。在中国，也无人告诉他们缠足起源，这引发了他们对中国缠足原因的思考。

   二、使团成员对缠足原因的猜想

巴罗认为，这种非人道的风俗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而它的起源完全不为人所知，或者用一些荒谬的传统说法解释，可笑到难以接受。对此，使团成员们提出了自己的猜想。

关于缠足问题，马噶尔尼自认为没有想到很好的答案。传教士告诉他：“从爱情角度讲，一只娇美的小脚是非常撩人的。”也就是说，中国女人裹脚是因为审美认为小脚的女人更性感，更美丽，女子缠足后，走路步子小且慢，体现出了女子的端庄与轻巧，轻微的行动不便使得男人看来心生怜悯。中国人如此迷恋小脚以至于将其当做必不可少的女性美，一个女子若想吸引男子的注意，往往会把金莲露出裙边。

对此，马噶尔尼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此外，他认为全人类都不满意自然状态，穿耳朵、涂面寻求缺陷美。中国女人缠足是可怕的畸形，但我们无权因生活方式和服饰与我们略有不同就轻视和嘲笑别的民族，因为我们也有相同行为，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比如西方人爱好窄鞋、高跟鞋、沉重扣带等。

马噶尔尼的陪同人员乔人杰，他所给出的最好的解释是与宗教有关，也可能源于东方人的嫉妒。[4]中国人必定深通驾驭异性之术，男人说服女人主动废除这一行走的技能，并将其普及到一种违背者将被视为下贱可耻的程度。

司党东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考角度，虽然人在幼年时代的骨头比较软，但是强迫不放使他不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总要通过一段痛苦难忍的过程。小孩不了解脚裹小了能使人羡慕，这就需要母亲随时注意防止女儿设法放松脚上的绑带。绑带长时间绑在脚上，最后把她裹成了小脚。这样裹脚使得年轻的女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除了受人搀扶之外自己不能行走。以后行走，也永远是用脚后跟蹒蹒珊珊移动。

这种人为的把脚弄小，虽然不至于使人残废，但损害人健康。有些最下层的妇女，主要生活在山区或边缘地方，她们未传染上这种违反自然的习惯。但这种妇女受到大家的轻视，做着最下等的劳动。裹脚的风气如此根深蒂固，据我们的中国翻译讲，以后又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同一个家庭的姐妹两人，其他的条件完全一样，假如一个人是裹脚而另一个人是天足，后者就会被全家看不起，永远低人一头。

很难想象这种奇怪习俗的来源，也难想出男人为什么把它强制性的在妇女中推行。假如男人的目的是把妇女们关在家里不让她们出去，那么，他们可以用其它方法做到这点，而不必残忍的损害到妇女的身体机能。土耳其和印度的妇女比中国妇女更避不见人，但它们并没有裹脚的风气。

平民女子和农家妇女不裹脚，但别的女子非常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只能干些最卑贱的活。”缠足成为女子的道德标准，上层流行而下层较弱，说明缠足分出了女子的社会地位，以弓足为有妇德。即使生来不属于上层社会的范畴，由于拥有弓足，也是有机会进入这个行列的。女人如果裹脚便能摆脱农活，并且得到男人的喜爱进入上流社会，这样的习惯很难被轻易改变，所以中国女子愿意承受痛苦。

   三、使团成员对于缠足问题的评价

《马噶尔尼勋爵私人日志》第一章中提到，他一开始就承认自己绝不是一个合格的评论员，坦白承认其缺陷，预先通报报道的实情，这将主要是他现场所见所闻的结果。“那人的身体一部分弄成残疾并不比整个割掉另一部分更古怪，但我们既不厌恶也不惊讶人类都盛行的割礼，意大利歌剧早已让我们对这种下流的阉割见怪不惊。

人类貌似都不满足于自然给我们的状态，人们寻求缺陷美。从欧洲斯文民族到南海最野蛮的岛民，都不满于我们的自然状态。涂面、往头发上抹油、穿耳朵，在伦敦也同样流行，但这种恶习和破相不仅限于我们俄自身，还有我们人类延到了动物。我们发现缺陷美，所以我们在没有发现的地方制造缺陷。但缠足的确实很畸形。人类寻求缺陷美。我们也多半会出于自尊心可怜他们的审美观，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服饰和习惯有所不同而轻视和耻笑中国人。

巴罗在《中国行纪》中表示，一个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可以作为判断该国达到文明程度的标准。妇女的风俗习惯对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以性别歧视为重的国家必定实施独裁奴役的统治。这与伏尔泰时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开明君主的国家有极大的冲击。他认为清朝的中国不能算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中国人被认为是比古希腊人或者中世纪欧洲人更尽情侮辱和限制女性。弄惨肢体以禁闭她们。”

总之，他们承认由于逗留时间短、所见有限，因此对中国社会评价可能有偏差，然而他们的评论一定是根据其所见所闻客观给出的。马噶尔尼认为缠足确实很畸形，但西方人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此种趣味，中世纪的欧洲女性以高跟鞋、束腰来博得男性认可。但高跟鞋无路如何都比缠足来得更加文明、健康。巴罗则从缠足问题上升到了妇女地位与文明程度的高度。巴罗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以缠足为例，男人弄惨了女人的肢体并让女人以不残为耻，这已经说明了中国人的野蛮落后。（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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