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塑造文化的内在机制的文化哲学分析

杜 盟

作为历史的、凝结的、稳定的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游戏对于人类文化具有怎样的意义，又是以怎样的机制影响这人类的文化？从人与游戏的关系入手，在游戏设计之时，人是游戏的主体，而人们的游戏设计理念中先验的把人类自身作为游戏世界的主体符号纳入其中，现实对象则被“符号化”，与生活世界相对映。通过对游戏形态的探究，可以将游戏塑造文化的内在机制分为三种形式和途径：积极参与；镜像超越；社会交往。

一、积极参与

游戏者进行游戏通常伴随着强烈的情绪投入，从心理学的游戏研究理论看来，快感，欲望的获得。“对参与游戏或当观众的人来说，游戏或竞赛的结果才是有趣的，当然为赢钱而参与的游戏是例外”

可以说，游戏具有一种魔力，“将实习的经验转化成新颖的形式，使事物暗淡和模糊的一面放出了光辉” 而人们积极参与游戏的热情经得起生命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从最原始的游戏活动来看，一个人捡起石子打水漂，是一件好玩又充满乐趣的事，内在心理活动可能是“我能打出两个水漂儿，我可不可以打出更多的？”，第二个人的加入倍增了这件事的好玩儿程度，假如他们之间定下契约：数量多者为胜——则游戏制度确立。此时游戏者的心理状态可能是“我如何能比对方打出更多的水漂儿”。以此推理，游戏者期望在游戏中追求一种可能性和无限性甚至未知性，这种对未知境界的可能性的探索，与人的本性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对于这种未知的、超验的探索，人们既恐惧、畏缩、踌躇，同时又会表现得激昂、兴奋、充满期待和挑战。人们的情绪在游戏跌宕起伏，是恒常的生活世界难以企及的状态，对于这种超脱现实的体验，人们自愿的、乐此不疲地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积极参与到这种充满挑战、难以捉摸的体验中去。

关于游戏中体验的未知和不确定性，我们同样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命题“抛起的硬币落回到手里，哪面朝上，‘人头’还是‘字’？”；“骰子罐掀开的一刻，朝上的那一面会是几点”；“案子另一端飞过来的乒乓球会落在哪里，如何接到它，并且以让对手接不到为期盼用合适的角度和力度将乒乓球打回对案”，面对如此命题，以人类有限的智力和能力是无法回答的，所以人们愿意参与到游戏中，期待游戏自己揭晓答案。

“在某种意义上，游戏活动领域遵循一种自由原则。由于在游戏中人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进行各种试验和尝试，而不必承担在现实活动中人们行为所通常导致的后果，因而，人们往往是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能力投放到游戏领域的自由创造之中，从而达到一种自由和全面发展。”

游戏者没有“超人”的意志和能量，游戏则通过给他赋予符号形式的“化身”强大的符号化的工具的方式来使他具有强大的力量，游戏通过对符号特征的突出和投射来使游戏者实现和满足游戏者的快感和体验。这种积极参与的、追求自由、探索未知的主动性来源于游戏者自身，而游戏开放式、超验式的模式恰恰为人们提供足够超越现实空间的实践的可能和自由。

   二、镜像超越

游戏是现实反映，同样游戏的发展也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生活，游戏者在游戏中的创造和发明等活动亦可以作为改造现实世界的文本。游戏者的身份回归“生物人”、“自然人”、“社会人”，人在游戏的活动过程中，可以以不同的维度重新审视世界，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思维转换的超越、身体机能的锻炼、主观体验的经验、实践改造的超越。

首先是思维的超越：“人的日常生活思维在很多大程度上受生存本能的制约和规定”，因此，人的生存需求是日常生活中首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必须首先从自然界或其他主体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而游戏环境下，游戏者思维的对象是抽象的、符号化的，生活世界的思维模式以人类经验和生存本能为根据，而在庞杂的游戏规则下的思维要面临的问题则异常复杂，游戏者的思维要把握整体，兼顾部分，比如扑克游戏中要谨慎选择的出牌的顺序，按照游戏规则制约对手；足球等团体和元素众多游戏中要讲求战略、战术的排兵布阵，人在游戏中得到非同以往的思维，而这样的逆向思维、管理思维和结构思维与现代企业、政府的管理思维有极大的相似性，对于的社会再生产有不可比拟的超越意义。

其次是身体的超越。体育“以人的成长和发展为目的，因此我们说，体育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 ‘应然’为理由的不断超越过程，是人的生命的自我组织过程。”从体育游戏的目的或意向性上说，是生命的生长过程或自组织过程，但生长或自组织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凭空进行的，它必须凭借着一定的媒介来完成，于是身体活动性的游戏文化便成立了，当人的身体作为工具元素投放与游戏中，人的身体就成了天然的连接在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媒介和桥梁。

再次是体验的超越。生活世界的实际事物对人而言是现实性的，游戏则为人提供一种可能性，“与其说人类理智是一种‘需要映像’的理智，我们不妨说它需要符号”。

游戏工具的一切形式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最显著特性就是先天的工具性，人们又从经验认识到人体有无限的可能，肢体有不可计数的排列组合方式。

最后是实践的超越。人在实践过程中会面临众多“异质性”的难题，造成理论设计与实践效果形成强烈的反差。在现实中不确定的理论可以被投射到游戏中虚拟建构的，根据游戏文本的效果作为反馈，更好的建设生活世界。战争的模拟（射击类游戏），城市建设（模拟游戏）。“正是符号思维客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7]对于游戏主体来讲，游戏客体对象（游戏元素）的摆列组合充满无限的可能性，主体（游戏者）通过对客体符号的重构来改造现实。

以上关于思维和人体自身的超越可以说是游戏塑造人的内部、自身的、主体的改造，而体验和实践的超越，可以说是游戏对人的外部的、社会性的、客体的改造。当游戏与现实世界相交汇的时候，游戏者在游戏中创造的成就可以在现实世界得到承接，由此便实现了“镜像式”的超越。

三、社会交往

除了休闲放松的小游戏、单人纸牌和单机的电脑等游戏，游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进行。这样便造成了游戏基于游戏对生活世界的镜像反射，在游戏世界在生活世界中彼此为对方的好朋友的两个人在游戏之干预下则不得不成为“敌人”，在游戏中彼此对抗、争夺，甚至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同样，生活世界彼此仇恨的敌人，在游戏——如果他们是严肃认真游戏——制度的制约下为了确保各自的利益，则不得不成为朋友或盟友而相互合作。更为复杂的是，人在游戏中的游戏角色（身份）是变化的，并非一成不变，如“斗地主”中，前一局的身为“农民”的游戏者需要与另一位同样身为“农民”的玩家相互协作来对抗、达到“地主”身份的玩家；而下一轮，或许这位玩家就成了“地主”，以一己之力对抗两位“农民”。 在游戏者脱离游戏的身份，回归生活世界，游戏的热情仍会保持，在人的思维活动和情绪状态如果被带回到生活世界，游戏中的交往状态随之延续，于是在游戏中产生的或建立的友谊都会在生活的世界得到延伸。所以游戏活动深刻影响这人的社会文化活动，“共同的游戏活动有助于形成宽松，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从而缓解某些人际冲突和张力，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健全。”人们必须提高自主性，把情绪和逻辑控制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内，以积极的心态看待游戏，引导个体的交往行向积极而健康状态发展。

游戏交往影响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从游戏的方式上看，游戏通常是在工作之余的休闲生活中有意识的进行，除了以游戏为职业的相关从业人员——如运动员、教练、电竞选手——游戏的进行都不需要严格的组织和周密的计划，也更加充满随意性。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体育、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很多竞技类体育游戏的活动，作为重要的交往形式，亦成为国际、国内政治交往的驱动。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立项：《文化哲学视域下的游戏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5-142HL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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