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祭祀探析------以1876年光绪《起居注》为例

魏宪伟  

   光绪二年灾害频仍，光绪帝妄图通过祭祀来消灾避祸。通过对皇帝祭祀的时间、对象、人员、方式等方面的探析，不止展现出皇帝祭祀的大致构成，而且体现出文化的实用主义、“君权神授”、“家天下”的封建统治等种种事实。

绪论

   1876年即光绪二年，也是“丁戊奇荒”的前一年，这一年灾荒频发，“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亢旱为灾；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复遭水患”，光绪帝在灾害发生后采取多项措施，力图维护其封建统治，但因“不肖州县假公济私、罔恤民艰者，亦所不免，甚至执法营私，违例苛派或匿灾不报，民隐未能上达”等种种原因救灾不利，也间接造成1877——1878年的“丁戊奇荒”。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古代帝王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每遇灾祸无不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期望消灾避祸。1876年虽然正值洋务派求强求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年代，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光绪皇帝仍不免桎梏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灾大难降临时屡屡进行祈雨祭祀活动。本文将以1876年为例，探讨清代帝王或者封建帝王的祭祀理念，本文将从祭祀时间、祭祀对象、祭祀者和祭祀方式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祭祀时间

   据《起居注》记载，1876年祭祀活动有20余次，在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二月初三日、三月初四日、三月十四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初五日、四月十六日、五月初二日、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四日、闰五月初七日、闰五月二十日，光绪皇帝亲自参与国家祭祀，皇帝祭祀时间集中在农历一月到闰五月。除去皇帝亲临的祭祀，还有许多是由大臣代替天子进行的，如光绪二年八月初四日祭昆明湖龙神祠等等。

   皇帝祭祀多在春夏季，其原因在于“上年冬间，雨泽稀少，入春以后仍未渥霈祥霙……雨水农田待泽尤殷”。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降雨的不规律性极易造成旱涝灾害，其中北方以旱灾最为频繁（除去黄河泛滥外），南方则以洪涝为主。北方农作物多为一年两熟：冬春夏为一熟、夏秋为一熟，冬春夏三个季节的农作物多为耐寒作物，以小麦为主。小麦生长需水期往往在播种后及春季，播种后雨水丰沛，能保证麦苗出土；春季则是小麦急速生长的时期，当然需要大量的雨水来供给。封建社会虽有水利兴修，但远远没有达到农作物需求的程度，因此在冬季雨雪稀少，春季又逢干旱的情况下，大面积的灾荒就不可避免了。可以说1876年祭祀活动的时间性符合中国气候特点，也符合一年一熟或两熟的农作物的生长需要。

   二、祭祀对象

   古代祭祀多以现实需要为主。1876年北方旱灾较重，祭祀对象多为道家传说中管理雨水的神灵，但也夹杂其他信仰如儒家信仰、佛教信仰、历史人物信仰及祖先崇拜等等。

   （一）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七日祭祀：

   道教神坛：大高殿、社稷坛、天神坛、地祗坛、太岁坛、城隍庙；

专司风雨：宣仁庙、昭显庙、凝和庙、时应宫、黑龙潭、龙神祠；

佛教：觉生寺；

历史人物：关帝庙。

   （二）光绪二年七月初七日祭：

  古代圣贤：文昌帝君。

   （三）光绪二年七月初九日祭：

   祖先太宗文皇帝；

   儒家先师孔子庙。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均以儒家为正统，儒家学说在祭祀上强调“天地君亲师”：祭祀天地，这是一种自然信仰，而皇帝又自称“天子”即上天之子，因此祭祀天地既有祈祷风调雨顺的朴素愿望，也有以祭天地显示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愿望；祭祀君王，这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特点，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社会，君王是皇室的家长也是整个国家的家长，君王代表国家，因此祭祀君王一方面是表示政治顺从，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早期萌芽状态下的民族国家意识；祭亲则是对先祖的崇拜，中国自古有“慎终追远”的传统，一方面希望今人缅怀祖先创业艰辛，激励后人，另一方面则是寻求“庇佑”，认为祖宗有灵；祭师在古代多为祭祀传说中的圣贤，朱熹明确提出“道统说”，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先王，儒家以他们为标尺教导今人，寻求天下大治，秦朝律法“以古非今者族”即指儒家尊效古圣而非议当时的朝廷。

   儒家“天地君亲师”的祭祀理念是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表里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主正统地位，他与宗法制度相结合，规定了严格的祭祀程序与祭祀内容。帝王认可并加以实施这套理论，既有利于稳定民心、争取民意，突出自己的宽仁，又昭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特别是清朝这一由满族建立的王朝，统治合法性更要不间断的阐述，即使如此，清末革命党仍以此为借口进行革命活动。

   古代祭祀除“天地君亲师”外多是因当时特殊问题的出现而进行的祭祀，这类祭祀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实用性，在1876年北方旱灾频发的情况下，皇帝祭祀多注重于龙王神庙，因为在道教典籍中龙王是掌管雨露的。自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后，关于三教经典中的人物都被用作教化，清代早已集合一之大成，清代祭祀更脱离不了三教基础。明清关公信仰浓厚，其背景原因研究浩繁，如朱海滨的《国家武神关羽明初兴起考——从姜子牙到关羽》等，本文不再赘述。

   三、祭祀者

   国家祭祀应为皇帝亲自前往，但祭祀对象众多，因此帝王往往前去一两个神坛，其余神坛由满清宗室代为祭祀，祭祀者除皇室成员外只有少数僧尼陪道士参与祭拜活动。

   光绪帝在1876年祭祀活动中一般会亲自前往大高玄殿祭拜，其余祭坛只选取一个祭拜或不拜，例如光绪二年四月十六日在大高玄殿和昭显庙祭祀，五月初二日在大高玄殿与凝和庙祭祀，五月十三日在大高殿和时应宫祭祀等等。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大高玄殿是清朝皇家道观，陈列神灵与皇帝“天人感应”的皇权相匹配，祭祀与“君权神授”相适应，更能体现“天子”对神的崇敬和代神牧民的合理性；而其他神坛只是应现实需要，祭拜求雨等。

   国家祭祀神坛众多，除皇帝亲临外，仍有许多需要代祭，而代祭者都是宗室大臣，如五月二十四日除皇帝亲临的大高殿外，昭显庙由醇亲王奕宗代祭，天神坛由恭亲王奕䜣代祭，地祗坛由孚郡王奕譿代祭，觉生寺由郑亲王庆至祭祀等等。祭祀作为国家大事，理应由皇帝亲自担任，但大多时候都是派宗族大臣代祭，这一方面说明帝王祭祀只是一种礼仪要求，另一方面代祭者都是亲王、贝勒等宗室大臣，说明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

   僧尼道士参与皇家祭拜，以闰五月初七日为例，在皇家祭祀完后，大高殿由道士祈祷，觉生寺由僧尼诵经祈祷，而皇亲国戚轮番上香。

   1876年的祭祀活动体现出“家天下”的封建皇权观，在国家大典上，有条件参与的都是“王大臣”即宗族成员。清王朝本质是满清王朝，满清王朝本质是爱新觉罗氏王朝。

    四、祭祀方式

政府祭祀分国家与地方两种。

国家祭祀往往由皇帝亲临或派人代祭，祭祀方式主要是“拈香”。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一日，“亲诣大高殿拈香，并派惇亲王奕宗等叠次分诣”。清代继承中国传统礼仪，在祭祀典礼上关于服饰、语言、行为规范等都有详细规定。

地方祭祀皇帝往往通过颁发匾额的方式参与，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曾国荃请求皇帝为新修的河神庙颁发牌匾，光绪帝“著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一方，交曾国荃祗领敬谨悬挂”。

   皇帝参与中央和地方的祭祀活动，力求以儒家传统规范治理国家，这样既能争取儒生的支持，又能扩大统治基础，将统治深入到民间去，同时还能昭示政权的合法性，“君权神授”。

五、小结

1876年正值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洋务运动蓬勃发展，外来文化传播，洋务派“开眼看世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此时作为清王朝领袖的光绪皇帝面对大范围的灾荒，仍然寻求于神灵的帮助，其祭祀活动的本质在于维护专制统治：

   （一）通过祭祀活动，团结宗族贵戚。祭祀活动参与者除了僧尼只有满族宗室，宗室的团结更能保证皇权的稳定，保证不会发生内乱。

   （二）通过祭祀活动，宣扬“君权神授”。“天子”称呼来源于“君权神授”，皇帝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通过皇帝的祭祀，将君权进一步神化。

   （三）通过祭祀活动，争取读书人的支持。皇帝祭祀是按照儒家传统规范进行的，祭祀活动就是在宣扬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符合汉族知识分子的要求。

   （四）通过祭祀活动，扩大统治基础。地方性政府祭祀活动，皇帝往往通过题字、赐匾的方式参与，这种“下基层”的行为往往让普通百姓效忠于帝王。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