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记》的“动人之处”

伍  娜

《琵琶记》在中国古代南戏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历来民间故事发展演变的产物，高则诚对蔡伯喈的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其次，《琵琶记》的词曲抒情有其自身的特点，文采与本色兼长；最后，大团圆结局中所蕴含的悲剧意识发人深省，整个剧作散发着动人的气息。

《琵琶记》作为南戏之祖，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不论是它的主题思想，还是人物形象，还是它的艺术性都是人们讨论和争议的话题。一句“不关风化体，纵好也突然”牵动了多少学者的心，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场里提到:“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这里，我们就从人物形象和艺术性等方面阐述《琵琶记》的动人之处。

一、基础观念的改变

劳逊曾说隐藏在创作过程中的思维规律要求剧作家以一个基础观念为出发点。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观念，他可能以为创作冲动来自随便的或无目的的思想，但是毫无组织的思想不可能导致有组织的活动，无论他的社会观点是如何模糊，它也足以导使他去有意识和有目的地通过意志来表现动作。［1］基础观念与李渔的“原其初心”在探究作者的“立言之本意”方面具有一致性。

旧题材的基础观念是一致的，蔡伯喈是一个反脸无情、心狠手辣的负心汉，旧情节大致是赶考、入赘、吃糠、亲死、垒坟、描容、寻夫、马践、打蔡、雷殁。高则诚的基础观念就确立在对蔡伯喈性格的新认识上，他应该是尽忠尽孝又软弱动摇的，在其性格内部埋伏下不忘糟糠之妻的戏剧因素，才能改变旧结局而构成新的团圆结局。旧题材雷殁蔡伯喈的结局对观念感官的刺激特别强烈，高则诚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就在旧结局的刺激下产生他的基础观念，可以说高则诚的构思是从结局开始的。所以，蔡伯喈要从动作开始，就要以新的性格行动，高则诚为蔡伯喈设计了一些列新的动作，灌铸进新的艺术生命，改变了蔡伯喈贪恋新婚荣华的旧情节。

前人累积的蔡、赵二人故事，都提到了一些关于蔡伯喈的形象问题。徐渭在《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开列戏文名目，其中有：赵贞女蔡二郎 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也。虽然只有简简单单地几句话，但很明确地提到“弃亲背妇”。但是，拿高则诚《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旧作里的蔡伯喈是一个负心汉，但是高则诚把他改写成一个违心郎。从他赴试时起到后来一系列的行为都是违背原本的心意的，他成了无可奈何的违心郎。他违心从父母命上京去应试。他的基本思想是“尽心甘旨”。

《琵琶记》一开场，蔡伯嘈就明确表白：

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沉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第二出高堂称寿)

这支曲子活脱脱地勾勒出蔡伯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面貌：首先，他是一位自幼饱读诗书的士人；其次，他是一位向往一朝及第的士人；而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有着自觉人生选择的士人，经由“沉吟一和”，他主动地决定暂且放弃功名追求，安居田园孝亲养家，蔡伯喈的基本思想就是“尽心甘旨”。

为了强化自身这种人生选择的自觉意识，蔡伯喈居家之时，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第二出高堂称寿)“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第四出蔡公逼试)即使高中状元、任职议郎以后,蔡伯喈仍然多次强调：“鳌头可羡,须知富贵非吾愿。”(第十二出 奉旨招婿)“伏念微臣，初来有志,诵诗书，力学躬耕修己，不复贪荣利。事父母，乐田里，初心愿如此而已。”(第十五出金闺愁配)由此可以看出，蔡伯喈从赴京赶考到一朝中举，心里都是不太愿意的，他始终向往着人生的自由选择。但是作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他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违心地屈从了，侧面显现出他懦弱的一面。

当他一举成名，祸患也随其而至。牛丞相想招他为女婿，他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可是牛丞相“势压朝班，威倾京国”，自然而然失败的人是蔡伯喈了。当牛丞相逼婚时，他听说“家乡里，遭水旱，遇荒饥”时，他坚决上朝去拜还紫诰，回家侍奉双亲。他不贪恋为官取禄，不贪图功名富贵，情愿归去。当王命不允许时，他不管圣旨谁敢别，初则求黄门官再代奏，继而亲自去拜还紫诰，都不成时，他冲口而出骂道：“闪杀人么一封丹凤诰”。他虽然有着抗争意识，但最后屈从的还是他。

戏剧里多次描写蔡伯喈思念亲人，因不得归去而感到无比的哀伤与苦痛。蔡伯喈奉父命上京应试，刚踏上征途就感到无比惆怅，想念起“回首高堂渐远，叹当时恩爱轻分”。在“宦邸忧思”一出里，蔡伯喈就唱出“终朝思想，但恨在眉头，人在心上”，家山、高堂、妻房，无时无刻不挂在他的心上。同时，她对赵五娘也充满了恩爱、眷恋的感情。他借着琴声倾诉着对赵五娘的怀恋，在中秋赏月时，他又借光莹的圆月，设想着五娘子此刻的心情：“深闺思妇，怪他偏向别离明”，他深深思念着赵五娘。

原来的蔡伯喈这一形象，在向上爬的道路上，毫无反顾。高中以后，豪门招婿，他欣然同意，满口答应，因为这正是自己升官的好机会。家中父母生活困顿，他可以不管不顾，一心做着他的青云梦。后来父母双亡，赵五娘罗裙包土筑坟，埋葬了他的双亲，上京去找他，蔡伯喈却采取了残忍的做法。

但是高则诚剧本中的蔡伯喈却大不相同了，他日夜思想父母和娘子，割舍不断对亲人的思念，但是他又软弱动摇，意志不坚定，不断妥协，不断彷徨，追求自由人生选择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矛盾体现在他的性格之中。高则诚对蔡伯喈的形象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使蔡伯喈形象起了质的变化。他在写蔡伯喈时，字里行间透漏出同情之情，写出蔡伯喈的矛盾和无可奈何，写出蔡伯喈付出很大的代价，可哀而又可怕的代价。其实，在蔡伯喈的身上，也留下高则诚自己长长的影子。蔡伯喈的矛盾反映了高则诚的矛盾，蔡伯喈的无可奈何体现了高则诚的无可奈何。

二、多风格的词曲抒情艺术

《琵琶记》的词曲，一向来被认为是成就最高的。明人吕天成把它列为最高级的“神品”：

永嘉高则诚，能作为圣，莫知乃神。特创调名，功同仓颉之造字；细编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志在笔先，片言宛然代舌；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化工之肖物无心，大冶之铸金有式。

《琵琶记》中词曲的语言风格多种多样，然而都能与人物性格、情感环境相适应，兼得文采和本色，既变幻无穷，又能各得其所，和谐地统一在整个戏剧中。

《琵琶记》中有的词曲写得辞采华丽，富丽堂皇，璀璨夺目。如“强就鸾凤”中的曲：

【画眉序】[生]攀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堪观处丝幕牵，恰正是荷衣穿绿。[合]这回好个风流婿,偏称洞房花烛。

【前腔】[外]君才冠天禄，我的门楣稍贤淑。看相辉清润，莹然冰玉。光掩映孔雀屏开，花烂熳芙蓉隐褥。[合前]

【前腔】[贴]频催少膏沐，金凤斜飞鬓云矗。喜逢他萧史，愧非弄玉。清风引珮下瑶台 明月照妆成金屋[合前]

在这一组曲文中，作者挑选了孔雀屏、芙蓉褥、瑶台、金屋等意象，再加上花烂漫、清风明月，构成了一幅豪华的画面，显示出了一种气派，一方面突出了牛丞相的得意、踌躇满志的态度，另一方面突出了牛小姐的娇怯与惬意的心情。词曲与人物环境、性格相得益彰。

有的词曲凄清哀婉、细腻婉转。如“祝发买葬”中的曲：

【香罗带】一从鸾凤分，谁梳鬓云？妆台懒临生暗尘，那更钗梳首饰典无存也，头发，是我担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资送老亲。剪发伤情也，怨只怨结发薄幸人。

【前腔】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我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咳。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少什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呀，似这般狼狈呵，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说什么剪头发愚妇人。

【前腔】堪怜愚妇人，单身又贫。头发，我待不剪你呵，开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你呵，金刀下处应心疼也。却将堆鸦髻，舞鸾鬓，与乌鸟报答鹤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霜鬟雪鬓人。[剪下哭介]

在这一组词曲中，赵五娘，一个怯弱的女子，只能对着自己的头发来诉说自己的苦情，她是多么无助，多么孤独，然而对着头发她却不诉说自己的苦，反倒可怜起头发的苦楚，可怜它没有人来梳理它，没有头饰来装饰它，念它可怜将青春奉献给了自己，如今她只能剪了它去埋葬老亲，处处写头发，却处处写自己，字里行间透漏出她的悲苦之情。

高则诚运用不同的语言写出风格迥异的词曲，各得其所，妥切匀称，但纵观全部曲词，它的语言风格最根本的特点是朴实无华。在《琵琶记》里，赵五娘这条线上的人物语言是本色语言。赵五娘作为一个民妇，她的唱段带有直抒胸臆、朴素无华的特点。如：

【忆秦娥先】[旦上]长吁气，自怜薄命相遭际。相遭际，暮年姑舅，薄情夫婿。[清平乐]夫妻才两月，一旦成分别。没主公婆甘旨缺，几度思量悲咽。家贫先自艰难，那堪不遇丰年。恁的千辛万苦，苍天也不相怜。奴家自从儿夫去后，遭此饥荒；况兼公婆年老，朝不保夕。教奴家独自如何应奉？婆婆日夜埋怨着公公，当初不合教孩儿出去。公公又不伏气，只管和婆婆闲争。外人不理会得，只道是媳妇不会看承，以致公婆日夜闹吵。且待公婆出来，再三劝解则个。

这些语言，就像平常的家常话一样，里面没有什么深奥的字眼，也没有运用比喻什么样的修辞手法，更没有用上什么典故，大概看来，很是平常，细细一想，这些语言却刻画出人物的内心感情。赵五娘唱出了“暮年姑舅，薄情夫婿”，一下子看到了赵五娘的困苦处境，她好好在家照顾老亲，可是婆婆和公公日夜争吵，在外人看来是我这儿媳不会看承，她的苦何处诉说啊。

在赵五娘这条结构主线上，其主要人物有赵五娘、蔡公、蔡婆、张广才等。他们的唱词都具有一致性的一些特点，主要他们的语言都质朴无华、通俗易懂。它不大讲究词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词句的雕琢。赵五娘的语言，像山间的清泉，纯净清澈；蔡婆的语言，显得比较粗俗，完全是村妇的口吻；张大公的语言，显示出老人慷慨仗义的风度。这样的语言是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贫穷的生活而定的，赵五娘、蔡公、蔡婆、张广才等人物，生活在农村，，没有多少文化，说起话来文化水平就低，语言越通俗，用朴素的语言来描绘这种生活，也能符合人物环境。

三、大团圆结局下的悲剧内涵

美国学者莫利根提出：“南戏故事表明，中国人既渴望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又害怕这种成功所带来的冲突和后果，亦即害怕由于空间分离和地位悬殊所造成的家庭冲突。”高则诚独特之处在于他细致入微地讨论了为了实现诸如“忠”、“孝”和成功这些价值而包含的冲突。

别林斯基认为：“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即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5]从情节上看,《琵琶记》的结局是牛小姐接纳了赵五娘,皇上允许蔡伯喈回家奉养，因此很多人据此而否认其悲剧性质，认为它带有悲喜剧的性质。但事实并非如此，悲喜剧的划分应该以悲剧冲突是否解决作为依据，悲剧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冲突的不可解决性。而《琵琶记》的悲剧冲突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解决。

赵五娘和蔡伯喈的经历构成一种苦难意识，这种苦难笼罩着整个戏剧。蔡伯喈承担的不仅是个人生命的压力，而且含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深重苦痛。蔡伯喈愿望的一次次被粉碎, 造成他内心强烈的苦闷、抑郁和感伤。虽然他进行了反抗: 违背父命, 抗拒婚姻和对抗圣旨, 但是两者的冲突并不是很激烈, 这种反抗，甚至有些苍白无力。他在表面上最终顺从了外在的强力意志, 但心中却充满着矛盾和痛苦。

蔡伯喈心中的痛苦将伴随其一生,这是一种深层的悲哀。在爹娘的坟前,他想赴死，可是礼义不从，因为自己死后无人祭祀父母。在这里，人生命运行的法则是多么残酷无情，个体的人连选择死的权利都没有。在加官进爵的欢乐声中，他仍饮恨含悲，隆恩不能改变既成事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已经支离破碎。因为他服从于大孝，对其双亲，生不能养，致使他的父母饥寒而亡，而且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父母已亡,其内心的愧疚永远得不到弥补，他已经没有机会得到谅解和宽恕。这个矛盾是永恒的，他心中的冲突没有也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的牺牲品。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的精神世界是十分痛苦的。

蔡伯喈的精神折磨虽然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现实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悲剧性格的原因。他自小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潜意识中有获取功名的意愿，但是他自身关于“孝”解释迫使他犹豫不决。蔡伯喈和父亲关于“孝”有不同的认识，父亲认为“孝”就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而蔡伯喈认为“孝”是陪在父母身边供养父母，这种关于“孝”的争论也是蔡伯喈内心矛盾冲突的体现。

（作者简介：伍娜（1992-），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