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的撒玛利亚精神与孔孟“仁爱”精神的异同比较

曾令华

   撒玛利亚精神和孔孟“仁爱”的精神分别代表了西方和东方文明的情感和思想精华，二者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两种思想的历史演化和主要内容，分析了二者所包含的伦理实质，其次对撒玛利亚精神和孔孟所提倡的“仁爱”伦理进行了异同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二者的不同点在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爱”的对象和范围不同，这些不同也导致了东西方人处理社会事务，人际关系的观念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者所倡导的“爱”是人类所共通的情感，是一种基本的伦理价值。同时，撒玛利亚精神和孔孟的“仁爱”精神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以及社会建设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撒玛利亚精神的内涵解析

撒玛利亚精神来源于《路加福音》中的一则寓言故事。讲述的是耶稣教化信徒要有慈悲之心，博爱之心，要爱人如己，方能得到永生。耶稣十分明确的表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戒律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有一个律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撒马利亚人的整全概念最早见于圣经新约的福音书中，是一个按地域而来的信仰派系。按圣经列王记载，亚述在以色列地移入新居民后，曾差遣以色列的祭司教导他们宗教礼仪。但当时以色列的宗教已非常混乱（这也是圣经记载他们亡国的主要原因），加上撒马利亚人接受教导后，又混合了外族人自己的神祇及宗教崇拜。由于政治、种族、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异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彼此敌视，不相往来。故此，他们一直不为后来巴比伦回归的以色列人（主要来自南国犹大国）所接纳，只视为一个污秽的旁支，在随后以色列的历史上，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身份。因为宗教而产生的种族歧视致使撒玛利亚人遭到正统犹太人的轻蔑，但是，寓言比喻中的司祭和利未人都是侍奉圣殿的人，是接受正统律法直接教育的人，却对于路旁的无助者，“看了看”之后从旁边走过去。撒玛利亚人却能摒弃仇恨观点怜悯他人。

耶稣布道，提出两条诫命，均与爱相关，即爱上帝与爱他人。人可以爱父母，爱子女，爱兄弟姐妹，这种爱是一切生物的天性，它以天然的血缘关系为纽带。但是爱邻人就比较难了，特别是耶稣意义上的邻人。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里乡亲，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邻人，还有可以爱的理由。耶稣提倡的爱邻人，其实是爱和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献出爱心，这种爱不是以血缘为前提的爱，不是以乡情为前提的爱，而是以人的仁爱之心和对上帝事业的信念为前提的爱。它需要人的慷慨、仁慈、自我牺牲精神，要求人无条件的付出自己的善与爱。人们从上帝的爱得到的启示便是，“正因为邻人不具备任何恋人、朋友、被颂扬这、有教养的人、非凡的人所具备的如此高度的完美性，正因为如此，对邻人的爱才具备对恋人、朋友、被颂扬这、有教养的人、非凡的人的爱所显示出的一切完美性”。爱邻人是抛弃了对象的单纯的爱，这种爱不是由对象而生，而是由信仰而生，这就是耶稣提倡的博爱。

   二、孔孟“仁爱”精神的伦理实质

儒家文化以孔孟为开端，而众所周知，“仁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仁”在西周时期的基本含义主要有爱亲、利国、利民等。“与民利者，仁也”，“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可以看出，儒家的“爱人”是从“爱亲”出发的，虽然后来由爱自己的父母、子女、长辈推及到了爱他人，但是，这两种爱之间有等级程度的区别，也就是孟子所提倡的“爱有差等”。

   “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则明确了儒家伦理的根本，也表明了儒家衡量辨别“仁”的基本标准。其中，血亲之爱是这个标准得以建立的原则。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以血亲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以血缘氏族为社会基础的特点。这就印证了孔子提倡的“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所有的爱都要建立礼制的基础之上，是封建宗法血缘基础上的爱。

“爱有差等”是整个儒家学派的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最大的凸显。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就是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但谈不上仁爱；对于百姓，仁爱，但谈不上亲爱。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这句话可以明显的看出，孟子的仁爱是有差别的，对待亲人、陌生人、世界万物的爱的程度均有不同，换一句话说，儒家的爱是有对象的爱。

孟子十分反对墨家“兼爱”的观点，“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这句话更加明确的表示了对待自己兄弟的儿子和对待邻居家的儿子是有所不同的。亲疏有别被儒家看作是人之常情，虽然孟子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起来是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实际上这种对他人、对陌生人的爱都是排在血缘亲情的爱之后的。

   三、撒玛利亚精神与孔孟“仁爱”精神的异同

撒玛利亚精神是西方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孔孟的“仁爱”精神更是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在行为处事方面均以其为准则。

  （一）撒玛利亚精神与孔孟“仁爱”精神的共通之处

“爱”作为人类共同的思想情感，无论是撒玛利亚精神强调的博爱还是孔孟所提倡的仁爱，都着眼于一种对他人的一种无私的关爱，都体现出一种“爱”的美德。这种爱都是非功利主义的，都重视爱的义务性，特别是撒玛利亚精神所强调的“爱”，是发自内心、出自灵魂、主动给予的爱。由上述可知，孔孟的“仁爱”思想与撒玛利亚精神的“博爱”思想都是要求用爱心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关爱他人，充分体现了一种“爱”的美德。

  （二）撒玛利亚精神与孔孟“仁爱”精神的不同点

   1.撒玛利亚精神和孔孟“仁爱”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不同。

   撒玛利亚精神是建立在古希腊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人们就基本不受血缘关系的束缚，长辈与晚辈、父亲与儿子等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亲缘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再起重要作用了，所以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陌生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就显得更加重要。撒玛利亚精神就是在这种政治土壤下应运而生。

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家庭是确立和调整古代任何人关系额基本单位，然后再扩展到他人、国家和社会。家庭的基本关系是父子关系，与此紧密联系的还有夫妇、兄弟、妯娌等、血缘关系。周代采用的是氏族贵族制。另外，周人还用“乐”将封建等级上下尊卑的关系固定下来，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到孔子那个时代，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战争频发。孔子对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感到极大愤慨，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从而实现家庭安稳、社会和谐的局面。儒家“仁爱”思想得以产生。

   2.爱的对象和范围不同。

撒玛利亚精神强调陌生人甚至仇敌之间的相互怜悯，就其本质来说就具有强烈的平民性。撒玛利亚精神主要是指怜悯和救济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同时，它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寓言本身就是耶稣对撒玛利亚人的肯定，即使撒玛利亚人是被排斥在正统宗教之外的人群，但是耶稣仍然给予他们同样的爱。由于整个宗教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着眼于来世而非现世，这就使得其总的倾向性具有非贵族型。撒玛利亚精神所提倡的博爱，就是要人们不仅在行为方面，而且在内在观念方面都要“爱上帝”与“爱人如己”，不仅爱邻人，而且爱有罪之人和仇敌，这种爱是具有普及性的爱、无差等的爱、没有附加条件的爱。

儒家思想中的特殊主义取向与撒玛利亚精神内核的价值取向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儒家思想的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孟所主张的“仁爱”对象是亲人，其次是众人，最后才是各种无以及自然物，对于有罪之人和仇人，更是强调“爱憎分明”。所以，孔孟所提倡的“仁爱”的范围是以自己为圆心，关系由近到远，从内到外，他们明确的表示，人们应该根据对方和自己的关系而区别对待。对尊贵之人和自己的亲人，要给予最大的宽容和爱护；对待卑贱之人和血缘疏远的人，感情淡薄是情有可原的。在《论语》中，多处有表达孔子“尊卑有等，亲疏有别的”的思想。

   四、撒玛利亚精神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

撒玛利亚精神和孔孟所倡导的“仁爱”精神都面临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如何存在并发挥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博爱”思想和“仁爱”思想现代性的问题。从博爱和仁爱思想中发掘出普世的价值，使其在现代社会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如人道主义、责任意识、忠恕之道、和谐精神等，这些精神都超越了时代性和民族性，可以作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通过上述对二者的异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撒玛利亚精神更加适合当代商品社会的伦理构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商品经济不断冲击着人对土地的依附情结，人们慢慢的从乡土中走出来，在人际交往方面，人们不断突破血缘圈子，与陌生人建立新的关系，整个社会也由熟人社会转变为以公民个体为元素的陌生人社会，在这种陌生人社会中，人们更需要拥有博爱的精神，同情弱小，给予广泛的社会大众以怜爱。

首先，在提升现代人的道德精神境界方面，撒玛利亚精神注重对众生施以平等的爱护。在当代中国，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弊端影响，人们并没有适应突然脱离血缘关系的独立生活，在面对陌生人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情景时，大多数人都会不知所措，这并不是单纯的道德素质低下，人们只是想保护自身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例如，在扶摔倒老人的事情上，人们都害怕被“碰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冷漠地对待受伤害的陌生人。撒玛利亚精神提倡博爱，这种博爱精神可以为社会大众在和陌生人相处过程中，更多的为他人考虑，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为人们选择见义勇为提供精神支撑。

其次，在社会建设方面，撒玛利亚精神能够为构建福利社会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让普通百姓获得更对的利益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特别的，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更多的人面临下岗离职的困境，撒玛利亚精神主张的爱护弱小以及对陌生人的责任救助意识，能够为构建福利社会，制定相关方针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总而言之，撒玛利亚精神的“博爱”与儒家的“仁爱”两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有利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互补。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中国和西方国家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尤其明显。而撒玛利亚精神的“博爱”与儒家的“仁爱”，分别是中西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两者的相互沟通与借鉴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互补与繁荣。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