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四军统战工作的发展与创新

冯林芬

   新四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在八年抗战的腥风血雨中，除了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开展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外，新四军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自始至终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战略，并适时地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共两个党的统战发展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统战，发展为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战，而且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本文试以统战工作角度，浅述新四军的抗战功绩，以便与观众读者和专家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研究。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抗日战争这个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这个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新四军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产物，在这个统一战线中诞生，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发展，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壮大，为最后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积极的贡献。

一、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实现南方地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催生了新四军，新四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实现做出了积极贡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全中国人民当时的最高利益。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早在1933年就发表了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宣言，1935年8月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同国民党合作，实行全民族的抗战。7月9日，红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请缨杀敌。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又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直至9月23日，蒋介石才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诞生了，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四军集中改编是一个充满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这时的红军游击队虽然地点分散，在深山老林里遭受国民党的围剿，又长期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处于半与世隔绝的状态，但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甚至流血牺牲，了解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党中央战略政策的转变，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然而谈判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付出了血的代价。如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番号粤闽边保安独立大队后，被国民党以集中整编为名，诱骗进漳浦县城，1000多名红军指战员遭重兵包围，被强令放下武器。还有闽南国民党保安团数百人包围了驻在诏安月港村的边区特委机关，将特委书记张敏等13人全部枪杀。国民党这种借抗日之名，趁改编之机，企图剿灭红军的倒行逆施，并未能阻止南方红军游击队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谈判中遭受的损失和挫折也改变不了他们联合国民党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各地游击队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吸取教训，深明大义，据理力争，继续地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接触谈判，终于达成停止内战，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任务的转变。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4个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隶属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并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催生了新四军这支抗日劲旅，也催生出军长叶挺这位抗日民族英雄。在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上，国共两党都把叶挺推到了前台。叶挺的经历较为曲折，最早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后到苏联学习加入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全身心地投入报国为民的伟大斗争，先后赢得了挥师北伐的“北伐名将”，在举旗南昌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时，被毛泽东称为“是我们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后来，广州起义失败，不甘蒙屈，流亡国外近十年时间，在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党。故蒋介石想借这个被共产党“排斥”的非共产党人之手，把几十万大军未能剿灭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控制起来，为已所用。而共产党则是基于对叶挺报国信念的了解，以及他亲赴延安表示“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誓言的信任。1937年11月21日在和蒋介石讨论新四军领导人员配备问题时，蒋介石还对叶挺说：“延安提出的新四军干部名单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生命危险”，企图挑拨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

后来，新四军的两位最高领导叶挺和项英之间果然出现了矛盾。项英认为叶挺不是党员，只是将他当成统战对象，叶挺既看不到中央给军部的电文指示，也不能参加军部重要会议，所以很难开展工作。而叶挺是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他注重着装，讲究风度，喜欢摄影，爱好打猎，爱穿夹克衫、喜戴鸭舌帽。再加上叶挺任军长后，介绍了许多非党人士来军部工作，并大量收容沦陷城市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新四军军部非党人士之多实属罕见。对此，平民出生的项英很是看不惯，不仅在工作和生活上疏远他，还多次向中央电告，指责叶挺将新四军军部非共产党化。1938年秋，叶挺先后向周恩来、蒋介石提出辞去军长的要求，并出走离开皖南军部。蒋介石在接到叶挺辞职报告后，曾多次对周恩来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周恩来觉察到蒋介石将要借此大做文章，于1939年1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说：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换一个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这样对我们更不利，并提出争取叶挺回新四军的具体建议。党中央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于1月10日电复周恩来：“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后经周恩来调停劝说，叶挺收回向蒋介石的辞职要求，并于2月23日与周恩来一起返回云岭军部。周恩来在云岭从巩固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协调叶、项之间的思想分歧和工作关系，使叶、项关系有所改善。事实证明，叶挺是一位信仰坚定、品德高尚、气节坚贞的民族英雄和共产主义战士。

二、高扬团结抗日大旗，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四军自1937年10月12日在武汉大和街成立以后，军部先后移驻南昌和皖南云岭。这是国民党当局划定的驻地，因为这里距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屯溪（后上饶）较近，便于联系、便于领饷领枪弹。而事实上，1938年春，刚刚改编的新四军第1、2、3支队和特务营奉命来到皖南岩寺集训（4支队在舒城），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对新四军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都实行种种限制。为了维护统一战线，顾全团结抗日大局，克服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困难。1938年春，叶挺提出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兵器修械所），不久在上渡桥的江家祠堂，创办了由20多个土铁匠和土木工组成的新四军第一个兵工厂。这些工人没有修械技术，从最初每人每天只能打一把刺刀，发展到后来，不仅修造枪支，还制造了大量的铁雷、石雷，有力地缓解了新四军枪械匮乏的困难。1938年11月至1940年10月，新四军第3支队和军部直属分队，在叶挺和谭震林的指挥下，在繁昌、云岭、汀潭一带，灵活机动，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向皖南发动的第二次大“扫荡”，收复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弃守的繁昌和泾县县城、南陵县城。战后为避免国共决裂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体，把收复的失地城池重新交给了国民党军驻防。

尽管大敌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尽管共产党新四军已经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对日寇给予了有力打击，但国民党剿灭新四军的图谋始终没有改变。1941年1月6日，当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途径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和重点围歼。在战火交织最激烈时刻，军长叶挺为了给战友寻找一个能够突围出去的通路，他置生死度外，下山与国民党谈判，随即被扣押羁绊。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当时整个中国抗战前景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随着新四军军部蒙受的巨大损失，以及接踵而至的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和将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等，使华中抗战形势显得异常严峻。更为严重的是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面临破裂和解体。因此，既要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又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就成了中共及新四军应变时局的主要出发点。

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新四军的巨大损失和全国人民的激愤情绪，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理性地分析了华中国共合作的形势和全国抗战形势，积极地采取了“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战略方针。1月19日，毛泽东等指示彭德怀和刘少奇，“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④的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的命令。遂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皖南事变滔天罪行的政治攻势。从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唤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幻想的中间势力，让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军事行动”。

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独立自主地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三、加强与社会各界层合作，大力发展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新四军针对华中敌后地区的复杂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0年春，黄桥战役前夕，陈毅三进泰州城，与李明扬、李长江及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谈判，使他们在黄桥战役中，朝天开枪，保持中立，保证了黄桥战役的胜利，书写了“争取中间势力”的范例。1943年2月，日军大举“扫荡”苏北国民党韩德勤控制区时，韩德勤部被迫退到淮阴、涟水之间的新四军根据地，并得到新四军在粮草、经费等方面的接济。然而，到了3月，韩德勤背信弃义，不仅不离开让其休整的新四军根据地退回到原来的防地，还率部侵入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区金锁镇、山子头一带。淮北和苏北的新四军本着先礼后兵的方针，予以迎头痛击，在山子头地区全歼韩部，并俘获韩德勤及部下1000余人。为了团结抗日，陈毅亲自与韩德勤会见，在韩表示今后不再反共的承诺下，迅即将其释放，并发还部分人枪，同时划出睢宁、宿迁两县间的部分地区，作为韩德勤的活动区域，上演了一场团结抗战、捉放韩德勤的历史剧。

1941年下半年，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统战工作已发展为全民族的统战、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战和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战。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除了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外，特别注意团结争取地方名流和开明士绅，把他们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盐阜区有一个前清举人、地方绅士庞友兰，阜宁县长曾邀请他出来担任县参议长。他回信说：“国共两党如两姑，地方士绅如子妇，两姑之间难为妇”，拒不出山。后来，陈毅同志亲自登门拜访，促膝谈心，并把他和一些开明绅士请到军部，刘少奇和陈毅亲自同他们谈话，分析抗日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使他茅塞顿开，主动出任盐阜区副参议长，对盐阜区的抗日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是统战工作的一个创新。新四军在游击作战打开局面之后，积极地发动群众，发展共产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不要国民党的委任，独立自主地建立起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委托人民自己的县长、专员。至1942年9月，盐阜区九个县，除淮安、涟东两个县外，盐城、阜宁、阜东、盐东、滨海、建阳、射阳等七个县，均已建立起参议会，并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42年5月，在各县参议会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盐阜区参议会。筹委会工作班子对照“三三制”原则，发现共产党代表多了一人，洪学智司令员主动让贤，改由民主人士李继南先生为驻会委员。

新四军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军略过程中，始终以拯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为重，坚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代表人物参加抗日斗争；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时保持中立；教育伪军弃暗投明、投诚反正；对国民党顽固势力，采取后发制人，打击首恶的方针，然后发还缴获枪支，放回被俘人员，以求共同抗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建立人民群众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汇聚一切可以汇聚的力量，投身民族解放战争。这样的策略创举，就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抗日力量日益增强。为实现全民抗战，夺取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人民政权的民主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借鉴。

   （作者单位：新四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