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先生谈现代新儒学

吴潇涵

从80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大陆学界开展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这一项研究无论在规模、成果、影响上，都是罕见的，取得了重大的成效。方克立先生作为这一课题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主持编写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等等三十多种、将近千万字的巨著。使得现代新儒家在大陆迅速成为显学，并且在港台和海外地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现代新儒家的概念界定、发展阶段和主要代表人物

方克立先生指出，就目前来说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工作尚且处于初级阶段，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给现代新儒家确立一个能够被大家所认同的精确的、完善的概念。当代一些学者如张岱年先生，陈鼓应先生等都对现代新儒家的概念作过一些说明。方克立教授经过了详细的探究考察分析，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第一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题为《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这里对新儒家作了如下界定：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从时间界定、学脉传承、精神取向、时代特征、文化思潮等五个方面做了具体完整明确的定义。后来也时有补充，可以说方先生给现代新儒学的定义是比较完备和精准的。

   由于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的概念理解不同，所以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问题，海内外的研究者尚存在一些分歧。方先生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与逻辑推演，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认同，有着广泛的影响。方先生认为：儒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先秦时期的儒学，以孔、孟、荀为代表；第二时期为是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第三时期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现代新儒学。 1920-1949年即建国之前是现代新儒学的前期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冯友兰、钱穆等人。1950-1979年即50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其鼎盛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熊十力弟子）、方东美等人。1980年至今是现代新儒学第三个发展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等人。

二、现代新儒学的主要特征

方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三大思想派别之一自然有其固有的特征，并对现代新儒学的特征做了多层次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现代新儒家”这个概念本身就显示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之所以称其为现代中国的“儒家”，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是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的； 其次，现代新儒家又是现代中国的“新儒家”，即继承和发扬宋明理学的精神，强调儒家的心性之学，强调以“内圣”驭“外王”；最后，它最重要的是具有区别于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的明显的“现代”特性，即“援西学入儒”。方先生还从多种角度来描述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性格，特别是从文化心态和思维取向的角度给予了详尽的展示：第一，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现代新儒学是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格外强调民族的文化性和继承性。第二，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现代新儒家不仅有维护传统的保守性一面而且还有开放的时代性一面，特别强调“援西学入儒”、“儒化西洋文化”、“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等。在这里已经预设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说明了现代新儒家有限度的开放性不可能超越其儒学本体。第三，道德形上的哲学追求。现代新儒学继承了宋明理学将天道与人性统一起来的道德形上追求，注重使人成为圣贤的心性之学，而它的各种理论也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倾向。第四，推重直觉的思维方式。在哲学方法上，现代新儒学重了悟而不重论证，同时还受到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思维要向内用力，认为只有直觉玄思才是到达形上本体的唯一途径。方先生对其特征的分析是系统而深刻的，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新儒学。

三、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个切关发展的问题上，方克立先生认为：首先，现代新儒学并不是要反对中国现代化。方先生明确指出:不能把现代新儒学完全看成是复古主义，要发现它顺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一面，看到它的“现代”性格和“现代”特性，坚决反对那些一味的认为它是“反现代化”的观点。现代新儒家提出的“复兴儒家文化” “重修儒家价值系统” 推进“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口号，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要保存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并以此来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这种热爱民族历史文化的真挚感情斥之为“复古”。现代新儒学不仅主张“返本”更提倡“开新”。“开新”就是要顺应当代社会建设的需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应该看到他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要求是真诚的，他们也确有自求完善、更新发展的开放性、现代性的一面。当然，更应看到其开放之有限性，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很难超越儒学之本。其次，现代新儒学提出了一条 “儒家资本主义”之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先生指出，当代重要的三派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与现代新儒家，都是主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分歧在于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自由主义者向往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十分憧憬东方式工业文明的道路。从根本上说，这三派分别代表着当今世界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和冲突，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三大思潮还将继续并存和对峙。 最后，现代新儒学根本无法解决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矛盾。这明显表现在其所说的“返本”与“开新”之脱节，“内圣”与“新外王”之不相应。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显然与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对立的。所以说现代新儒家试图在坚守其“本”即“内圣”的心性之学不变的情况下，开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外王”来是很难实现的。方先生对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不仅肯定了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的某些共通之处，而且还指出了现代新儒学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艰难性以及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西化派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分歧，对于我们系统地深刻地研究现代新儒家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四、现代新儒学发展之内在逻辑

方先生从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动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出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根据不同的贯通方式把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发展系统，“尊德性”一系以熊十力及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和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等人为代表，这一系之主要特征是强调知识理性的作用，并把其确立为儒家传统的内在根据，虽然承认理智理性的作用但片面夸大了传统儒家“德性优先”的理论立场。“道问学”一系以冯友兰、贺麟、方东美、成中英、余英时等人为代表，他们力图在儒学中确立理智理性的本体地位，强调德性与理性并重。虽然“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系在看待理性与德性的关系上表示出不同的倾向，但是他们都以儒家“生生而和谐”的人文理想作为自己宗旨与最终归宿，都是为了谋求儒家思想在现代的新开展。在此，方先生明确指出： “道问学”一系的思维脉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尊德性”一系难以在儒学中为知识理性确立其独立地位的困处。“道问学”一系鲜明地指出了理智理性在哲学本体中的基础性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并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形态，展现出新的生命活力。

五、现代新儒学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

   第一，现代新儒家在理论上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返本”与“开新”、“内圣”与“外王”相脱节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明传统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存在的依据。他们做出种种努力，试图解决从儒家的心性之学过渡到现代科学民主的逻辑必然性问题，但都成绩不佳，缺乏理论说服力，没能合理地解决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国情和具体的现实的条件下，“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极不现实的设想。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影响甚微，响应者寥寥无几。而且他们在我国并没有发展为有效的文化运动，其影响仅仅停留在少数的知识分子中间，一般的平民百姓并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新儒学，更不知谁是现代新儒家。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现代新儒家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以做出有效的实际行动，改变其“坐冷板凳”的状况。

第二，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心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两点指责：一是“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二是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倾向。他们仍然持有一种华夏民族优越论，仍然沿用“体用”模式，仍然把树立人的道德主体性放在首位，这显然是一种缺乏“现代性”的落后的思想学说。现代新儒家在宜扬“返本开新”和“复兴儒学”的活动中，流露出了其偏狭的文化心态，他们不仅与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势不两立，更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现代新儒家的某些精神大师对马克思主义不仅欠缺同情的了解，而且刻意诋毁和谩骂。这种狭隘的文化心态，毫无疑问使的新儒学中的积极影响和作用打了不小的折扣。

六、现代新儒学的未来前景

在对现代新儒学有了宏观审视、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方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前景作了展望。认为现代新儒学必将成为21世纪多元文化中的极为重要的一元，但并不认为它有重新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之可能。同时也承认了它的一些思想富有积极合理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今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将有重要的影响。最后方先生也提出了展望儒学的发展前景所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  

 （一）儒学的本质。毋庸置疑，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作为其正统的、主流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但是，儒学中还包罗了大量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积极的认识成果，如重视和谐、重视教育、重视道德修养、重视自强不息等。这些都是人们对于自身及世界的积极的理性的认识成果，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因此，对于这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应批判地继承，作为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的资源。

 （二）儒家人文主义的现代价值。方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学中大概只有“儒家人文主义”可以贡献于世界的多元文化了。它关心人的问题，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充分肯定“价值理性”，宣扬了人文主义的思潮，这对于科学主义的片面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

   综上可知，方先生在“同情的了解，客观的评价，批判的超越”的宗旨下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开放的胸襟和中国文化的进取意识，方先生对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探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进路，也充分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辩证统一。先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学思并重的方法挖掘出了新儒学中积极合理的成分，并加以肯定、借鉴、扬弃，使得现代新儒学的日益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和文化精神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对其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在方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掘新资料，尝试新方法，开辟新路径，推动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