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化的影响延展及史学价值

 ----以清及以后关中社会为例

姚 玮 韦亚玲 占 琦 赵 苗

 

   关学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有清一代及近代社会思潮中，张载关学思想的影响仍然可见一斑，在关中社会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

   一、关学文化的影响延展总论

张载及其关学，无论是在宋明理学史还是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张载不仅是关学的创立者，同时也是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其学上承唐代韩愈的道学，又吸收了宋初孙复、石介等人儒学复兴主张，以《易》为宗，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理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理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在张载思想中初见端倪。而由张载创立的关学，不仅在关中形成了一个绵延持久的学术流派，同时又与国内其他学派互相影响，如洛学、闽学、东林学派、阳明心学等等。关学精神不仅影响了关中士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而且培养了关中人的文化品格。

关学产生之时有“关学之盛，不下洛学”之说。但经过北宋之后，关学渐趋式微，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危机，出现了明清实学思潮，并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在实学思潮的推动之下，关学复兴，名儒辈出，使得关学成为实学思潮中关键的分支。被称为“横渠四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道出了张载经世致用的儒学观。

张载辞官回乡，设坛讲学，更让关学思想通过教育的方式而传播开来，且后学相继，蔚为大观。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无不是当时活跃于关中大地上的真儒明贤。张岂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是说：“伦理本位的课程结构即德育，在中国传统教育内容中占据了主体地位。中国古代教育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它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而不是单纯的知识。” 从孔子设私学开始，儒家就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形成了重视道德教育及品格养成的传统，直至宋明理学的发扬，这些传统不断得到固化和强化。关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首善之地”，历经周秦汉唐诸朝，长期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很深。

   二、有清一代关学文化的影响

   有清一代到近代，关中学术的发展可谓艰难曲折，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一系列精心学术，致力于关学研究的学者。其中李颙和刘古愚较为突出，同时还有李因笃、李雪木等人推波助澜。

   关学大师李颙，非常看中教育的功能与价值，在明清易代之际，他认为教育就是“匡时救世”的根本，教育的社会价值就是讲明学术，匡正人心。所谓“圣贤办学全为正人心”，他说“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心之所以常存，全赖乎学。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齐已矣。’若外心而言学，不是世俗口耳章句、博名媒利之学，便是迂儒徇末忘本、支离皮毛之学。其二者，均无当于为人之实，非孔孟之所谓学也”等等，还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系列真儒的行为规范。他不仅反复强调修身正心的人格培养与品质养成在教育中的地位与意义，而且独辟蹊径地开创了一套修身养心正气的方法论，这就是他著名的“悔过自新”学说。李颙是关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学术上“继承了吕泾野、冯从吾躬行实践理学理想的做法，发扬了张载注重礼乐兵农的思想，提出了‘明体适用’之说，与明朝关中学者相比，将实践的领域进一步加以拓展，与具体的技术结合起来”。在讲学期间强调“重实行，不重见闻；论人品，不论材艺。夫君子多识前言德行，原为蓄德，多材多艺，贵推己及人，有补于世”所以，他除了在教学中主张“体用全学”，还专门罗列了基本书目用以说明他倡导体用全学的教学内容体系，分为大用类、明体类和适用类，这些书目，很明确地表示了关学的一贯主张和李颙自己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在李颙的影响下，清初以后的关中学术实际上走上了一个“理学与实学相结合” 的道路。关中学人大都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之风，如李颙的得意门生王心敬强调“全体必兼大用，真体必兼实功”。还有杨双山及再传齐倬，更是在“适用”之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陕西近代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李颙的思想也影响了清代关中学术与民间教育的发展。李颙之后，出现了贺瑞麟、刘古愚等。贺瑞麟在学术上恪守程朱理学门户，主张居敬穷理，他刊刻了大量的理学著作和一些传统儒家教育的养蒙书籍，目的就是讲明学术、救正人心，改变当时日渐衰退的“民风”“士风”“仕风”。成功开启关中学术由旧学转向新学的是刘古愚。生逢朝廷腐败、国难深重的时代，他强调“书院教人贵提醒人心，其有益于今日士习为甚巨也”，还为书院生徒列了“历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和“乐群”12字修身求学规范。同时以身示范，毕其一生投身志在救国救民的办学兴教、启识育才的实践中。他在教育实践中将关学的务实传统和李颙的经世致用之风进一步发扬光大，将陕西书院的实学教育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还分析中西教育差距，认为根源在于虚实之不同，“外人立学在事，中国之学在文。文遁于虚，事征于实，客虚不如求实，故造就逊于人也”，“外国之富强有实事，中国之仁义托空谈，故中国不敌外洋，非仁义不敌富强。空谈不敌实事，其弊亦自士子读书始，束发受学，但知读书作八股之资，不惟与世事无涉，并与自家身心无涉”。所以，他认为教育改革与教育救国更应高举学以致用的实学旗帜。正是由于他的言传身教，门下走出了一批人才，不乏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披荆斩棘、革故鼎新的仁人志士。

   三、近代关中社会的关学影响

   继刘古愚之后，更有近代之于右任、张季鸾、吴宓等人的继承发展，最终使关学精神得以继承和发展。

   于右任、张季鸾二人，早年均处于贫寒之中，以儒学立身，师承刘古愚。和其师一样深受张载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亲历清朝末年的社会糜烂，眼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对改良以救中国的道路都认为行不通。“横渠四句”激发了多少仁人志士。于右任当年和李宗仁等竞选副总统，曾把这几句写了几千张条幅，遍赠国大代表。虽然最终失败，学生晚辈劝其到南洋当隐士，但从他晚年的诗作中仍能看到他的用世之心和儒者情怀。“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总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1958年，于右任写下“能养能生共几何，不教饭碗引干戈。将来麦子木瓜大，四季开花结实多。”的充满民本主义思想的诗句。更有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写下的散曲：“几章民治残诗，几页人豪战史，名儒名将兼名士，时代光明创始。”综而观之，多是出于“横渠四句”的影响。而老师刘古愚对他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张季鸾学成之后做了记者，把其师的思想以及行为习惯发挥的淋漓尽致。他长期担任《大公报》主笔，很多的社评文字就是出于他之手。针对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与宋美龄婚礼前夕所发表的《我们的今日》一文中说到的“人生若无完美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观点，次日张季鸾就撰写了《蒋介石的人生观》一文来批驳蒋介石的观点，认为“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为动物生活。”，大有耳提面命，颐指气使之慨。还说道，“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以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而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奈何更发此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混淆之……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还有在抗日战争发动一周年之际，《大公报》上发表了蒋介石署名，张季鸾代笔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其中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更表达了张季鸾的观点。张季鸾去世之后，灵柩归葬陕西，于右任亲自送到重庆郊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他有礼敬之词。尤其是于右任所写的《悼张季鸾先生》，追溯了他和刘古愚的学问渊源。

   吴宓年辈较晚，但也深受张载关学。其父亲和嗣父都曾经就学于三原宏道学堂，是刘古愚的学生，吴宓因此称刘古愚为“太老师”。纵观吴宓一生，虽然有西学经历，但其一生都生活在传统当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出了“头可断，孔不可批”的呼声。他的求学以及现实经历，几度让吴宓有轻生的念头，在日记中写道：“万事皆无趣味，每欲自轻生，惟念及他日对于斯世及生民有重大之责任，遂复勉自振。”最终确定以文化建设和传播作为自己的目标，是吴宓在美留学期间给自己确定的方向，而张载以及刘古愚对吴宓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回国之后致力于文化传播和建设的实践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主编《学衡》杂志，是吴宓对于自己文化牺牲精神的最好体现。其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之间的丝丝缕缕的联系，以及他所作出的具体工作都是其深受关学思想影响的最好例证。就连一生不轻易感动的钱钟书也有泪如倾，将自己平生学业归入“先师”门下。这是道德的力量。如果说于右任和张季鸾是时代洪流中的风云人物，更多传奇英雄的色彩，吴宓则是二十世纪文化变异当中承受八面来风的悲剧人物。在1926年，身心俱疲的吴宓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阴。雨。是日细读刘古愚太夫子《烟霞草堂文集》，多所感发。古愚太夫子之精心毅力，其一腔热血及刻苦实行之处，宓自谓颇似之。愿更奋勉，而有所进焉。”

   四、关学文化的史学价值

   关学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遭遇了兴衰交替的命运，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和注重实践的精神却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有清一代以及近代以来，关学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之下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不断地践行着张载的“四句教”。

   关学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在关中乃至于中原一代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影响了历代关中学人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同时，关学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跨地域学派的影响。早在北宋时期，张载关学就受到了二程洛学的影响。至明清两代，关学也受到了来自关中地区以外其他地域学派的影响。比如，明代的关学分别受到了来自福建的朱子学派的影响，来自浙江的阳明学派的影响，以及源自广东的甘泉学派的影响。晚明关学甚至受到西学的影响，如陕西泾阳的王徵的“畏天爱人”之学即受天主教的影响。清代关学在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的影响外，晚清还受到来自广东维新运动的影响，甚至遭遇西学思潮的冲击，比如于右任，张季鸾，吴宓等人。在这个过程中，关学的学传对象及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后来各派对张载之学的继承方式复杂多样。但关学思想对于各个时代精神的引领作用则是始终存在的，尤其是对关中地区的影响。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专项项目“关学学派与秦地大文化系脉图志研究”（项目编号：15JK2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