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野田黄雀行》为例论曹植的英雄主义情节

张晓婷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国家分裂、军阀混战、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充满个性主义的时代。作为“三曹”之一的曹植则享有“文坛绣虎”的美誉，钟嵘曾评曹植为建安之杰，他的作品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也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是兼顾父兄之所长，达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苑、体被文质”的艺术境界，其作品中充斥着英雄主义情节。

文学作为客观社会生活的主观情感的反映，它是作家把客观生活跟主观情感相互融合后的结果。曹植作为建安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亲历者，作为被兄侄压迫、排挤的受害者，情感必将流入诗歌作品之中，而无论是他的游仙诗还是悲愤诗亦或闺怨诗无不寄托着自己的英雄气概，它时而高昂时而低沉。前期的作品主要是高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慷慨激昂，豪放乐观。例如《白马篇》，这部作品的整体情调是高昂的。但后期由于曹植的政治、生活环境发生巨变，青年时期的浪漫自负、雄心勃勃一变为悲愤不满。例如“愤而成篇”的《赠白马王彪》，则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的事实。但是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大部分作品中总有一种英雄气魄，这种气魄或积极向上，或悲愤不满。曹植向来将为国效力建立永世之功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其次是采庶官之实录，最次是凭辞赋小道来做个文人。但无论是哪一种人生理想，其中都贯穿着英雄主义的情节，这种英雄主义情节饱含着他个人的孤独与寂寞、不懈的努力追求以及非同一般的人生体验与感悟。下面以曹植《野田黄雀行》为例简述其英雄主义情节。

《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录曹植《野田黄雀行》三首，其三咏黄雀之事：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首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第二部分为“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作为全诗的开头，以比兴发端。树动波起均由于风，树愈高风力愈大，而海水所扬起的波涛愈高，其罪魁祸首就是风。而一个“悲”字就奠定了整首诗的气氛，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实际上却是当时政治环境的象征。在这种时局困顿的情况之下，利剑并非掌握在作者手中。作者在痛定思痛之后感慨道，既然利剑不在掌，那还有什么必要结交朋友呢。从曹植其他作品，如《赠徐干》“亲交义在敦”、《赠丁仪》“亲交义不薄”、《箜篌引》“亲友从我游”等来看，曹植个是非常喜欢交友的人，一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这样的人，怎会厌弃交友呢？而这首诗中关于这个友人所指，一搬认为是曹植至交丁仪、丁廙。过去曹丕与曹植都曾被议储，而现已称帝的曹丕怎还能容得下曹植呢。于是便从曹丕即位伊始，就铲除了曹植的两个密友丁仪与丁廙，又将曹植等侯王撵回各自的封地。因此曹植才说“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既然帮不了朋友那实在也没有交友的必要了。

第二部分则可见作者的英雄主义精神。温顺乖巧的黄雀被罗家放出来的凶狠的鹞鹰逼迫进入罗网中，而“篱间”一词显示出这只小黄雀本身并没有鸿鹄之志，仅仅安守本分而已，但即便如此，罗家扔不放过它，扔要放出凶狠的鹞鹰。看到已捕到的黄雀，罗家很是高兴，而此时此刻少年则为黄雀悲痛。在这里，一方面借罗家凭鹞鹰之势逼黄雀进入罗网，体现恶势力之间的相互勾结以及他们势力之强大，另一方面作者则以少年自比，黄雀象征丁氏兄弟，体现作者因黄雀之遇而愤愤不平，一改作者之前“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的悲苦和消极情调。曹植对剑尤为钟情，因为剑是英雄行侠仗义的主要武器，是游侠与英雄的象征，是英雄气概的外在表现。剑在其诗歌中曾多次出现：《鰕鱼旦》篇六云：“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野田黄雀行》云：“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杂诗》其六云：“扶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结客》篇云：“利剑手中鸣，一击两尸僵”。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个威武按剑、驰骋沙场的英雄形象，这正呈现一种骏驰豪迈的阳刚之美。

之后少年进而拔剑而起，解救黄雀，使得“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从“得飞飞”、“飞飞摩苍天”这几个字看，表面上是黄雀获得新的自由，看似作者情调开始高昂，但实际上这仅仅是作者自己内心的一种解脱。因为在诗歌中，代表自己的英勇少年救出了象征着丁氏兄弟的受困黄雀，而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根本无能解救朋友，这使曹植内心无法真正解脱。这种在诗歌中的英雄主义行为反而更能映衬出他的悲剧。原因是曹植不仅“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的雄心壮志无法实现，就连那保护自己亲密的朋友他都做不到。

曹植的这种英雄气概正源于建安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东汉末年，朝廷腐败、政治黑暗、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瘟疫肆虐、人民流离失所，中原的情形已是如此糟糕，而外族还在遂机侵扰，匈奴和鲜卑不断骚扰北方边境。由于凡事均有两面性，所以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一方面为百姓带来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另一方面为那些仁人志士带来的却是收拾局面、改变社会现状的决心。而曹植作为这种英雄主义的典型代表，不仅没有实现人生抱负，而且备受压抑和排挤，曹丕父子经常改变曹植的封地，弄得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太和年间的曹植更是连像样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保障，窘困到“食裁糊口，形有躶体”（曹植《转封东阿王谢表》）的境地。但正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硬是将满腔热血倾洒至诗歌之中，不断的高歌英雄，就如歌颂那个为救黄雀而挥剑捎罗网的青葱少年一般，这实在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

曹植一生命运多舛，但他从未泯灭过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人格追求，即使理想无法实现但仍不甘将其泯灭，英雄的气质始终伴随着他。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