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苯融合与佛道融合过程浅谈藏汉文化比较

文/王巳龙

摘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在传入青藏高原和中原汉地时都遭遇了来自当地本土文化的阻力。而西藏的原始苯教与中原的道教在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也都与佛教发生了分歧和融合。本文通过佛苯融合过程与佛道融合过程的比较，分析佛苯斗争与佛道斗争之间的异同，并透过苯教与道教进一步探究两种本土宗教所折射出的两种文化形态差异。

[关键词]苯教；佛教；道教；宗教冲突融合；文化比较

1 佛教传入前的苯教与道教

根据目前学术界研究观点，佛教最早传入西藏是在公元8世纪的桑赤赞普时期。在此之前，西藏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为本土的苯教。

苯教在藏地发展经历了从较分散的民间原始苯教到相对统一的雍仲苯教过程。早期原始苯教分支很多，多为驱邪治病的原始宗教仪式，并无统一教义或宗教仪轨。而因当时青藏高原并无统一政权，这种多种原始信仰并存的社会状态在相当一段时间能够稳定存在。随着象雄王国崛起和扩张，为满足一个庞大部落政权统治，同时也就需要统一的宗教。雍仲苯教就是在此背景下从原始苯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体系。原来各自独立的原始信仰逐渐整合到雍仲苯教名下，并最终成为一个完整信仰系统。

苯教系统化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当中都在青藏高原占据统治地位。普遍信仰苯教的象雄王国被吐蕃王国吞并后，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父子大力引进和扶持苯教，象雄苯教开始全方位地被吐蕃所接受和继承。佛教传入藏地之前，苯教在青藏高原占据统治地位，有广泛基础和统治阶级的支持与推崇，是西藏地区的主要宗教信仰。而苯教的系统化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迁过程，由原始民间信仰逐步进化统一为一个系统的宗教信仰，并先后为象雄王国和吐蕃王国所推崇。

道教和苯教一样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且有很强的自然观念。道家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诞生，其代表人物即与孔子大约同时期的老子、庄子。《魏书·释老志》中说：“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即将老子的道家学说认定为道教的起源。而道家思想系统化、宗教化为道教，则可追溯到汉代以后，道家逐渐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与佛、儒并称“三教”，呈鼎立之势。而魏晋玄学以后，道家学派逐渐消亡，“道家”为“道教”所取代，道家思想也正式成为了一种宗教。道教的创建时期界定比较模糊，经历了一个进程相当缓慢的分散活动时期。除此之外，道教的前史较长，早期教派较零散，并无统一稳定教团组织。这一方面道教与早期原始苯教十分相似，都是由许多有一定相似性但又彼此独立的教派整合而成。

苯教与道教分别作为藏地与汉地的本土宗教，具有很多共同点。两者在发展早期都追求祈福避祸，都带有巫术痕迹。另外早期民间道教信仰包含大量的巫术、符咒等元素，和原始苯教信仰一样以祈福消灾为目的。两者发展路径中由民间信仰系统化为宗教信仰的过程，也具有相当的相似性。

尽管存在诸多相同点，苯教与道教毕竟分别诞生于相互独立且有着相当差异的文明系统之内，两者必然在世界观、宗教教义等各方面也存在许多差异。而这些不同之处即决定了苯教与道教在面对与外来宗教的分歧时，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2 佛苯冲突与佛道冲突

据苯教历史文献记载，佛教第一次做出传入吐蕃的努力是在桑赤赞普时期。彼时佛教已经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并得到相当发展，吐蕃王国已经处在佛教文化的包围之中。而苯教作为吐蕃的本土宗教，对佛教持有排斥的态度。

在苯教史料关于佛教最早传入吐蕃过程的传说中，佛教传教者被定义为假借传教之名杀人吃人的恶魔。此类传说虽有超现实色彩，但可能反映现实，即早期人们对佛教抱有排斥甚至恐惧心理。而传说中关于恶魔诋毁雍仲苯教的部分，则可能折射出印度佛教第一次试图传入吐蕃带有宗教侵略和扩张的性质，且表现出较强排他性。

吐蕃历史上首次正式引进佛教是松赞干布时期。出于遏制苯教势力扩张的政治考量，松赞干布先后迎娶笃信佛教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和中原唐朝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分别带来了释迦牟尼佛八岁和十二岁等身像，佛教地位在吐蕃也开始迅速提高。但在松赞干布之后，苯教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佛教与苯教的冲突又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佛苯冲突事实上在上层社会中更是吐蕃政治斗争体现。赞普的推崇都为统治需要；而赞普与大臣之间的信仰之争实际上是苯教势力与佛教势力在吐蕃政权体系中争夺政治话语权。同样因为统治的需要，佛教与苯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达到动态平衡，同时存在、相互斗争、相互牵制。

佛教在中原汉地初传在东汉时期，由印度经丝绸之路取道西域传入中原。此时中原道教并未在官方和民间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东汉时期虽然道家思想创立已久，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仍然处新生阶段。不仅如此，佛、道以外尚有儒家思想占据官方正统位置，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宗教均被边缘化。然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文化，与佛教的分歧与冲突依旧存在。

与佛教在吐蕃与苯教的直接冲突不同，汉代佛教经由西域初传中原时仅仅作为神仙方术之一在上层社会小范围流传，并未被广泛接受，为数不多的佛寺也仅为西域僧人生活和宗教活动而存在。直至东汉末年，佛教在中原才进一步流传，而此时中原地区佛教活动以翻译佛经为主。早期的佛教翻译家为迎合中原受众，在翻译时会引入汉族原有的哲学宗教思想，因此佛教初传中原时即开始了佛教本土化过程。因为这种主动适应，佛道冲突并未像佛苯冲突一样激烈，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争夺宗教场所、竞争政治地位与话语权这些外在方面。

此外，中原汉文化属于典型农耕文明类型，具有封闭守旧和自我中心的特点。对于外源的佛教文化，道教提出“老子化胡说”，即在强调道教地位高于外来佛教的同时，以“中原正统”姿态居高临下地将佛教归并到建立在中原本位基础上大一统体系下。这种理论客观上有利于佛教在中原地区立足并传承，因此被佛教体系所默认。另外，农耕文明的实用主义特性也使得佛教在中原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本土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分歧常为实用角度的利益冲突，而鲜有理论层面的争论。

经过魏晋时期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相当兴盛。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连年战乱、赋税沉重等诸多压力，百姓将佛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寄希望于“来世”，从而消解现实带来的苦痛感觉。而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则是为了缓和百姓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削弱百姓的反抗意识，从而达到麻痹百姓、巩固政权的目的。

3 佛苯融合与佛道融合

根据一些早期学术观点，历史上青藏高原的佛苯斗争以佛家大获全胜、苯教销声匿迹而告终。然而这种观点实际并不确切。根据藏传佛教典籍记载，莲花生大师在将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与苯教咒术师斗法，而一部分苯教神祗因战败而被收伏为佛教护法神。这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佛教为了传播的需要而进行本土化的过程，即大量苯教神祗、苯教仪轨被吸收到佛教系统之中，成为佛教的一部分内容。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尽管在很多苯教学者当中不被承认，但依然是十分有效的。绝大多数苯教信众并不关注原苯教神祗名义上的归属，只要坚持自己仍然处在这些神祗护佑之下。

正因这一过程，藏传佛教有其地域性和独特性。藏传佛教思想中融合了大量苯教思想，其自然崇拜意识和生态观念也在藏传佛教中体现出来并持续传承。譬如藏传佛教特有的转神山、转圣湖活动，即原始苯教中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思想的传承及在佛教中的体现。而藏传佛教中的煨桑仪式原本为苯教仪式，却被吸收到佛教体系中，作为一种佛教仪轨流传下来。与此同时，苯教也整合到佛教之中，其系统和形式逐渐接近佛教，雍仲苯教亦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宗派。

由此可知，尽管表面看来，因为当时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有意打压而使得苯教在冲突中失败并从此沉寂退出历史舞台，但苯教文化与宗教思想并未消失，而是以文化元素的形式通过宗教哲学观念、宗教仪轨、宗教传说等方面整合在佛教之中并得以不断传承。因为苯教元素的渗透融合，佛教在传入吐蕃后发生变异，经过不断调整适应和进化，最终形成青藏高原特有的藏传佛教。因此，经过约二百年的佛苯斗争时期，不能简单地将苯教定义为失败，而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最终与佛教协同进化。其中佛教生存策略是融合苯教元素和神祗进行本土化从而获得生存和传承的机会，而苯教则选择了将自身的思想理论和宗教观念整合在佛教之中，借助佛教来实现其文化的传承。

比起苯教对藏传佛教影响，道教对汉传佛教的影响多半基于“天朝上国”的中原汉文化本位意识，更接近于居高临下的态度，且相对温和。这种情况客观上促进了佛教本土化的积极性。因此佛教在中原地区与道教融合更多是自发的双向过程。道教强调自身的本土意识并且以中原正统汉文化的名义对外源佛教进行收纳；而佛教为其立足与传播，也主动吸收中原汉地的观念对自身进行本土化。因此佛教传入中原汉地时虽然与本土道教也存在分歧和冲突，但并没有宗教教义层面上的竞争，亦没有因捍卫各自宗教而发生大规模战争。尽管也有佞佛或灭佛一类情况存在，佛教和道教典籍中也各有“法难”或“焚经”的记载，但若究其本质，这种现象发生的政治原因远多于宗教原因。

从思想观念的层面上来说，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继承了道家思想当中“清静无为”“无所待”的消极避世观念。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当中的“空”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因此在磨合与互融过程中产生了叠加共鸣现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身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首偈语充分体现出了汉传佛教思想当中“空”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与道教中的“无物无我”思想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藏文化与汉文化分别作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代表，其文化生态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也导致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在遇到外来宗教文化冲击时，所体现出不同的应对措施；导致了当存在文化物种间竞争压力时，不同文明形态体系当中的文化会选择不同的生存和进化策略。因此，佛苯斗争过程与佛道斗争过程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体现的是藏文化系统与汉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差异。

通过佛苯斗争与融合的过程，折射出的是藏文化作为游牧文明体系中文化形态的特征，即游牧文明的可塑性、扩张性与异源认同性。与此同时，因为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藏文化当中往往包含明显的普世平等观念，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藏族建立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对生态环境以及一切物种的尊重，也体现在对待外来文化时的平等、理性与客观接受的态度。又因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藏民族日常生活中对精神寄托的需求较之汉民族更为强烈，藏民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往往十分虔诚，且没有明确的功利性，而是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支柱，这也是藏文化中一个十分独特的方面。

通过佛道斗争与融合的过程，折射出的则是汉文化作为农耕文明体系中文化形态的特征，即农耕文明的保守性、包容性与外源同化性。因为对土地的重视，农耕文明体系往往体现出地主意识，即在自己所属土地范围内表现出明显自我中心。在中原汉文化当中，这种地主意识即“天朝上国”的中原本位思想。

综上所述，文化形态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字、文学、民俗等静态的方面，也体现在面对异源文化进入时的文化融合与传承这种动态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同一种异源文化进入两种不同本土文化体系的时候，其中的差异更能够体现出不同文化形态的异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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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曲杰·南喀诺布,向红茄,才让太.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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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明.佛本之争与佛道之争的比较[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1).

（作者简介：王巳龙（1989—），吉林长春人，研究生在读，西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