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传统的汉字童蒙识字教学

文/韩熙宁    

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最早成体系的甲骨文开始，汉字的传播从未停止过，而作为汉字传播主要手段的汉字识字教学，也是从未间断。从“教”和“学”这两个汉字的甲骨文字形，我们不难看出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先祖就已经非常重视教育。“教”字写作《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上所施下所效也。”字形左边上面的“爻”是古代用于计算的算筹工具，字形右边是一只右手持棒的形象，“教”字的造字取象就是教孩童计算；“学”字写作《说文解字》解释为：“觉悟也”，字形上方是两只手拿着用于计算的算筹，下面是房屋的形象，造字取象是在房子里学习计算。既然有计算的教学，那么识字教学也一定存在。

1 童蒙识字教学的历史

《周礼》记载，当时的贵族子弟八岁入学，学习的课程有相当于现在的思想品德、音乐、体育、语文、数学。而语文集中在识字教学方面，称“六书” （“六书”这个概念到了汉代发展成为汉字构造理论）。识字教学是古代儿童文化启蒙的开端，所以又叫童蒙识字或启蒙识字。童蒙识字教学的历史从周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历代都有代表性的教材。通过这些识字教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识字教学的理念与特点。

1.1 周秦汉的童蒙识字教学

早在周宣王时代，其太史就编写过一部有影响的蒙学教材——《史籀篇》。

到了秦朝，蒙学教材有李斯等人编写的《仓颉篇》、赵高撰写的《爰历篇》、胡毋敬编撰的《博学篇》。汉初将这三种书汇编成《仓颉篇》，又称《三仓》。此后又出现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劝学篇》、史游的《急就篇》。三国时有《埤仓》、《广苍》、《始学篇》等。其中史游的《急就篇》影响最为长远。《急就篇》约公元前40年成书，全书34篇，2144字，31篇是史游写的，每章63字，共1953字，其中的7、33、34篇是后人补写的。“急就”相当于现在的“速成”，是当时的儿童速成识字教材。书中涉及姓名、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内容，相当于古代的一部小百科全书。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一文中提到：“汉时初教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

1.2 魏晋六朝时期的童蒙识字教育

汉魏六朝时期，蒙学教材层出不穷，如束皙的《发蒙记》、顾恺之的《启蒙记》、周兴嗣的《千字文》、吴项竣的《始学篇》、阮孝绪的《文字集略》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最早依循儿童心理特征和年龄结构编写的童蒙教材，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千字文》。《千字文》，南朝梁时周兴嗣编撰，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起句，每句四字，共250句。叙述了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前后连贯，整齐押韵，自然通顺，从隋至清流传很广。有多种改编本和续编本，如宋代胡寅的《叙古千字文》、侍其玮的《续千字文》、葛正刚的《重续千字文》等等。还有仿此创作的专题“千字事”。

1.3 唐宋元时期的童蒙识字教育

唐宋以后，蒙学教材更加多样化，最著名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它们与《千字文》合称“三、百、千”，一直沿用到清末，成为长久不衰的识字教材。

   《三字经》，宋代学者王应麟（一说区适）编著，后经明清学者陆续增订补充。全书用三字一句的韵文写成，共1068字。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开篇，论述教与学的重要作用；接着介绍封建伦理、名物常识、经书

子书、历朝兴替；以历史上勤勉好学的人物故事作结。本书注重思想道德的说

教，是一本比较好的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启蒙课本，宋代之后最为流行。后来

又有多种增改新编本及仿此创作的专题“三字经”。

   《百家姓》，北宋时佚名编著，是以姓氏为识字内容的蒙学教材。收有单姓442个，复姓61个，共564个字。多是常见、常用、好认的姓氏，编为四言

韵语，开头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因宋朝皇帝姓赵，故以“赵”居首。

虽然全是姓氏，毫无文理，但是实用性强，且编排巧妙，南宋时受人欢迎并广

为流传。明代有《皇明千家姓》，改以“朱”姓居首。清康熙时有《御制百家

姓》，又以“孔”姓居首。但最流行的仍然是北宋的《百家姓》。

   从《急就篇》到《千字文》，再到《三字经》《百家姓》，识字教育与语文教育结合得更为紧密。初始，识字教育与了解人文地理、自然名物等知识联系在一起，后来则与伦理道德、品格修养、学习励志等结合起来，所以，童蒙时期读好“三、百、千”，就能认识常用字两千多个，从事各个行业基本够用。另外，学生也能从这些教材中获得伦理道德礼仪等方面的熏陶。

1.4 明清时期的识字教育

1.4.1 使用蒙学教材的识字教育

到了明清时期，私学、义学、社学纷纷出现，但人们使用最多的教材仍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他比较通行的教材还有《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弟子规》（清朝李镜秀）、《增广贤文》(最晚明朝万历年间成书）、《五言鉴》（明朝李廷机）、《小儿语》（明代吕得胜）等。

《龙文鞭影》，初名《蒙养故事》，明代萧良友编著，后杨臣静补充增订，分为上、下卷，改名《龙文鞭影》。李晖吉等续编《龙文鞭影二集》两卷。将自然名物和历史典故编为四言韵文，以便学捅记诵。清中叶后广为流传。

《幼学琼林》，原名《幼学须知》，又称《故事寻源》、《成语考》。明末清初程允升著，后由邹圣脉增补，改名《幼学琼林》，简称《幼学》。共四卷。博采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典故，编为骈文，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毛遂讥众，碌碌无奇。通俗顺口，易诵易记。曾风行全国。

1.4.2 看图识字教育

除了使用蒙学教材以外，在江南还流行看图识字类的儿童识字读本。如金陵王氏勤有堂于1371年刊出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共收名物308件，有图306幅，文字四字一句，每字或每词出一相（“相”即图画），图文对照（所以称为“对相”），简单易学。后来又有《新编对相四言杂字》，收388字，306幅图。这种读本的盛行，促进了识字教育的普及。

1.4.3 生活类识字教育

在贫困的偏远农村地区，一些乡下的文人把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俗字编成押韵的浅显文句，七言或八言一句，再编为识字教材，利用空闲时间，教授那些不能进入私塾的贫寒人家的子弟学习。这样的书现存有清代的《俗言杂字》，全文共约五六百字，内容包括农商等方面的简要知识。

2 童蒙识字教学的特点与经验

20世纪以后，出现了现代学校的教育版式，传统的蒙学识字教学也走到了尽头。但它所提供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识字教学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2.1 规定识字数量

历代童蒙教材都采用集中识字的方法，对字量有选择和规定，字量大约2000-4000之间，《急就篇》是2000左右，“三、百、千”是3000左右，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常用字。现在小学要求的识字量就是汉字中的2500个常用字，与古人的认识相符。

2.2 识字与语文教育相结合

   古代的蒙学教材都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根据儿童的年龄结构、心理特征

和认知水平编写，儿童一边认字，一边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知

识，同时还受到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古代的蒙学识字与语文教育的关系十

分密切。

2.3 韵文和偏旁系联识字

   古代的蒙学识字主要使用诵记的方法。从《史籀篇》开始，古代的蒙学教

材都把所收汉字编成韵文，自然流畅，方便儿童背诵传唱。也有的教材按照意

义类别编排汉字，含有同一偏旁部首的汉字就属于同一义类。如《急就篇》在

介绍“诸物”、“姓名”时，就将同一偏旁部首的字排在一起。如“芸蒜荞芥茱萸香”、“鲤鲍蟹鳝”、“桐梓枞松榆锤槐檀荆棘叶枝”等，除了个别字，大多数字都属于同一义类。这种编排原则，既符合汉字形义联系的特点，也开启了识字教学中同偏旁类聚组合的先河。东汉的《说文解字》就受此启发，开创了“分部别居”的部首法。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