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验与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文/王伟彤

摘要：传统的文艺理论观点认为，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会进入甚至影响作家的创作思维与创作素材，进而决定作品的基本格调。张爱玲的小说中悲剧的题材、扭曲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苍凉的审美意识，无不来源于她创伤性的童年经验。

关键词：童年经验；张爱玲；悲剧意识

文艺理论的观点认为，作家创作特点的形成，依赖于她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早期的生活经验对作家在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构造、审美情感的表达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童年的创伤性心理体验，是构建作家独特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爱玲小说中悲剧的女性主义以及苍凉的审美意识无不彰显着童年经验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的创伤性体验。其童年经验甚至构成了她艺术世界的全部。本文拟从其性格与创作两方面入手，分析童年经验给张爱玲小说带来的悲剧色彩。

1 童年经验对其性格影响

心理学上认为，精神结构里的决定时期是在童年，孩童时期对个体意识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家庭环境能影响每一个家庭成员，而人的性格是在4、5岁定性的，这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是发生在家庭，形成之后几乎永生不变。张爱玲2到8岁的时光不是在为人熟知的上海，而是在天津英租界32号路的一栋半旧的花园洋房中度过。天津的这段生活，给了幼年张爱玲最初的性格积淀。

张爱玲的小说中，所有家庭背景和所处环境，都透露着天津的家的生活方式，哪怕后来搬回上海，也并没有天津的家的气派。她在小说《花凋》中曾描述过郑公馆：“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他们不断在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那时的张家便是如此。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书中的生活便是他家的写照，来天津后的这几年是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恬静时光。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

天津的家带给张爱玲的记忆是温暖的、橙红色的回忆，然而，也正是表面的温暖和现实的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小煐子伤心到极点。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划下重伤，温暖是假、明媚的阳光是假，所有都逃不过命运的变迁。母亲出走，家庭关系破裂、父亲续弦，她都无力阻止。反观张爱玲作品中弥漫的悲观气质，不外乎于四点：一是父母感情破裂、二是贵族家庭没落、三是爱情上的伤痕、四是家国沦丧的痛楚。这四点造成了她悲凉的人生观，让她用极度清醒的态度审视人生、人性。在张爱玲看来，个体生命无论怎样抗争现实，都只能在现实中节节败退，最后“留下一个苍凉的手势”而虽败犹荣。这种“苍凉”的底色，成为日后张爱玲文学作品的主题。张爱玲曾说“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的悲剧意识正是童年经历在她心灵烙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2 童年经验对其创作影响

张爱玲的小说中无不流露出对“母亲”形象的憎恶，无论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还是《花凋》中的郑夫人，伟大的母爱在她们那里都荡然无存，金钱的腐蚀让她们变得面目可憎。张爱玲之所以在小说中屡次解构母性的失落，是与她童年经验里母爱的缺失分不开的。这种缺失的危机引发她对母性的怀疑，加上创伤性心理的推动，上升为作品中对母性乃至人性的深入思考。

张爱玲生长在一个封建遗老遗少构成的家庭，胡兰成曾说张爱玲身上流淌着“贵族血液”，此言不虚。张爱玲的父母是中式婚姻的典型。当时被称作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其实父亲和母亲的思想大相径庭，在相对和谐温馨的其乐融融表面下隐藏着未激化的矛盾和危机。张爱玲的父亲是民国遗少的典型，具备中国传统文化世家纨绔子弟的一切特质。逛窑子、赌钱、抽大烟、打吗啡针，捧个戏子、在家叫条子，娶姨太太。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也是典型旧式家庭小妾所生女子，还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却是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时代女性。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她的母亲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黄素琼追求女子独立，认为男女平等。在天津定居的两年，终究因为和张爱玲父亲生活习惯合不来，以小姑子监护人为名出国留洋去了。留下年仅4岁的张爱玲和3岁的张子静，作为一个母亲来说，这样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张爱玲对母亲的情感和每一个处于自主感和怀疑感并行时期的3、4岁女童一样，对亲情的依赖与母亲对这份亲情的若即若离让她一生的性情都受到很大影响。母亲对张爱玲来说，是潜意识里膜拜的对象。当她看到“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她既羡慕又崇拜，恨不得自己马上长大成母亲这样。母亲在天津的这2年，是张爱玲心灵上唯一的“小团圆”,她会在每天早上被抱给母亲，和母亲一起背唐诗，也会在冬天天冷时被母亲叮嘱要穿“过膝的袜子”，母亲在和小煐子玩过许久后，也能感到“高兴起来”。张爱玲坦诚地讲述在天津时她和母亲之间的复杂情感，觉得一直是在“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和母亲自4岁以后只有偶尔的机会接触，母亲出洋后回来了几次又在与父亲协议离婚后正式搬出张家。在张爱玲的记忆里，连母亲在过马路时偶尔拉了她手一下，都觉出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细想对她强烈女性意识的引导，应该是在她的母亲黄素琼身上得到的投射。

然而，母亲最终是抛弃她走了，让年仅4岁的张爱玲有很深的记忆。“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母亲为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父母亲情的缺失，在幼年的张爱玲心里扎根，也是她创伤性体验的最初形式。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家庭环境能影响每一个家庭成员，而人的性格是在4、5岁定性的，这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是发生在家庭，形成之后几乎永生不变。在天津的这段时光，是张爱玲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张爱玲经历了与母亲离别，感受到自己的愿望只能一厢情愿，感到世界的客观与无情，感受到男女地位的实际上不平等，感受到阳光下掩埋的阴霾是遮不住的，形成心灵上对亲情的恐惧和怀疑。4、5岁的张爱玲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父母亲情的缺失使她产生对世界的疑惧，以致后来她的文学作品中，对父母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冠以自私、冷漠、无情的字眼，这段创伤性的体验，成为她心里的阴影，成为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张爱玲的性格变成为清冷孤傲，苍凉世故，她将这些悲剧意识带入作品中，用苍凉清醒的视角审视世界，认为“人都是靠不住的”，不得不说，与她童年父母亲情的缺席，息息相关。

3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童年的生活经验，对张爱玲的创作、人生观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张爱玲小说所取得的绝大多数的艺术成就，都来源于她缺失性的童年经验。而她也将这些，转化为她独特的人生观和人性体验，进而去营造一个独特的小说世界，用文学来唤醒女性意识，唤醒民族的觉醒。

参考文献

[1] 余斌.张爱玲的早年岁月(上)[J].时代文学,2011(06).

[2] 余斌.张爱玲传[J].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 张爱玲.童言无忌[J].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4] 徐行.张爱玲的天津往事[J].新金融观察》,2013(01).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