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8年法国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革命，在1848年至1851年革命期间，资产阶级、旧贵族、工人阶级、农民群体等在革命中粉墨登场，他们都有不同的民主诉求，民主力量和反民主势力的角决使革命呈下降发展趋势，最终导致了革命结局与革命目标相背离。笔者从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对革命的评论、分析、批判为理论基础，来阐释1848年法国革命的性质、动因、过程和结局，并达到对革命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的梳理。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因其不同的政治关怀、价值立场、理论体系，引起了他们对1848年革命问题的不同解析，而由于他们同样具有对历史发展趋势和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洞见，又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托克维尔首先关注的是革命的政治阐释，认为民主运动可能导致专制或者自由，坚持自由优先的原则；而马克思则将视野转向革命的社会解释、分析革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坚持平等优先的原则。

关键字：马克思 托克维尔  1848年法国革命 革命性质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以身份平等为特点的社会状态，二是指民主政治制度。托克维尔断言，走向身份平等化的运动是不可抗拒的。民主有可能导致自由民主，也有可能导致专制民主。托克维尔理解的自由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义务，如果只享有自由的权利，那么便会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产生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表现为缺乏公民责任感，过度追求福利，只享有要求独立和平等的权利，而不履行公民义务，即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义务。当民众不愿意行驶权利和承担公民责任时，就必然会有一个中央权利来代为行驶，这样就使得中央权力扩大，其结果只有是走向民主的专制主义。

七月王朝是在巴黎人民革命中诞生的，但是取得政权的并不是人民，而是资产阶级的最上层，七月王朝所致力打造的，是一个将政治权力垄断在资产阶级的上层和少数贵族手中的有限的代议制的精英政府。在法国七月王朝期间，地方自由、结社权和法国人的政治活动被严格限制，与此同时，政府鼓励人民把经济利益放在公民义务之前，造成了法国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中庸精神，只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生活，害怕动荡和改变。七月王朝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抑制政治，用安宁富足的富民社会代替公民社会，以维护金融资产阶级和少部分贵族的利益。

七月王朝统治时期，虽然旧制度的等级和特权已经被摧毁，人们在形式上保持了平等，然而财产权却在社会上造成了事实上的特权和等级，马克思在《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中说道“不能再用幻想来消灭‘市民’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的现象”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巴黎工人与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奥尔良派和王朝反对派）联合起来，推翻了七月王朝载着王冠的资本统治。马克思认为，二月革命标志着法国工人不仅作为一个阶级，而且已经成为党派力量参与、影响政治事变；又，早期的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开始成为法国人民大众心中追求民主的“哲学理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作发起的二月革命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托克维尔都认为，在消灭王权之后发生的二月革命是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反对资本，试图推翻社会秩序的社会革命。在二月革命中，工人不仅直接参与推翻了七月王朝，且强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宣告共和国成立。

然而，二月革命只是打落了“统治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其结果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暴露无遗。临时政府由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组成，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拥有优势。临时政府通过建立“卢森堡委员会”和“国家共产”，在形式上表明愿意解决社会问题。5月，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制宪国民议会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似乎民主制度超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政措施和对民主权利的限制仍然表明了“共和国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是要由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解散国家工厂成了六月工人起义的契机，工人经过了四天的流血战斗，起义终遭到镇压。马克思把六月起义描述成“最可怕的国内战争—资本与劳动的战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曾在二月革命中与工人阶级合作的中产阶级抛弃了工人，工人在无领导的条件下战斗，这与1849年山岳党人试图煽动工人发动战争而工人只是抱着观望态度形成对比。

托克维尔《回忆录》里面记载，社会各阶层，包括“农民、资产者、大工业主、大贵族”都站在一起抵抗工人阶级的起义。托克维尔认为，国民各阶层因为对革命感到“恐惧”而站在同一战线上。虽然危机过去，但托克维尔预见到“国民性格有可能会产生某些变化”，“对自由政体的恐惧或者对它的厌憎行为将取代对独立的热爱”。也就是说，“革命”（六月起义）有可能引起民主的倒退，而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当选便证明了这一点。托克维尔认为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被保守派、王朝反对派视为对革命的报复，因为二月、六月革命造成了国民对革命、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这是群众无限度地追求平等，自由被滥用的结果。“政治激情的丧失和恐惧是两个拿破仑获得成功的原因”，这体现了托克维尔眼中的法国革命传统的一种政治病症：排斥政治和政治自由导致人民发动革命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革命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对政治和自由的恐惧从而为专制奠定基础。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的当选，马克思描述为“农民的二月革命”。总统选举通过普选产生，占法国人口70%的农民把路易·波拿巴视为自身利益的代表着，马克思认为，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农民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因为农民并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没有统一的阶级意识，需要有一个权威来代表他们。此处对于路易·波拿巴当选的分析与托克维尔不同。

由秩序党控制的立法议会虽然是通过普选产生，但是却取消了普选制。并严格控制法国国内言论，试图再次创造一个鸦雀无声的政治局面。国内民主又遭到破坏。此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宣布取消宪法，解散立法议会，同时恢复普选，为自己恢复帝制扫清了秩序党这个障碍。

1848年法国革命的历程表明，旨在实现社会平等的民主运动导致了民主的倒退，使自由遭到损害。托克维尔致力于通过拯救政治自由的方式达到民主和自由的平衡。他把财富不平等看作人类社会的暂时无法消除的现象，马克思则认为通过社会革命可以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达到民主和自由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