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物画的影响

文/王鑫

摘要：中西方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6、7世纪，自16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始进行西方文化传播，传教士们试图进行宗教传播被抵制后，开始以绘画的方式进行文化沟通，期间产生了许多中西画法融合的艺术作品，对中国人物画技法影响为例，阐释传教士们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1 首位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

最早到达中国的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创办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沙勿略1506年生于西班牙那瓦尔的沙勿略城堡一个巴斯克的名门望族，当他十九岁的时候，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圣巴巴拉学院攻读哲学。在巴黎留学的日子，沙勿略结识同乡依纳爵·罗耀拉。依纳爵追求的是天主的光荣，他常给沙勿略说的一句《圣经》金句是：“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可是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这为他有什么益处？”依纳爵的思想和甘贫乐道的宗教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年轻的沙勿略，使他成为依纳爵的忠实追随者。1534年，依纳爵·罗耀拉、沙勿略等七人在巴黎蒙马特高地共同发愿创立耶稣会。 1540年，教宗保禄三世批准成立耶稣会，任命依纳爵·罗耀拉为第一任会长。并责成依纳爵·罗耀拉负责选派具有才识和责任心的传教士前往葡萄牙殖民地传教，沙勿略成了惟一人选，以教皇使者和葡萄牙国王代表的双重身份前往远东地区。

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远东的数年传教经历，使沙勿略对东方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和更细致的了解，这也必然促使他不断设法扩大传教的范围。1546年或1547年，正在马六甲和后来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传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曾经到过中国的日本青年弥次郎，这个偶然的相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沙勿略的命运，改写了基督教远征东方的历史，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认识到了中国作为古代文明大国在亚洲的地位根深蒂固。于是在1552年，他来到广东海面上的上川岛，企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因海禁十分严苛，原本说好帮助他的人都未守约。在同年12月2日他终于因病逝世与这座岛上。年仅46岁。

沙勿略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本土，但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献身精神猛烈撞击着包括罗明坚、利玛窦等在内的一大批年轻的耶稣会神职人员的心灵，使他们拥有更加坚定的信念，决心追寻沙勿略的足迹，不断撞击中国的大门，相信终有一天能够正式进入中国本土弘扬耶稣会的神圣事业。在东方传教的十年间，沙勿略足迹遍及远东，先后在印度、日本以及广大的东南亚地区十多个国家为三十余万人信徒付洗。正是因为沙勿略的坚韧奋斗，亚洲许多国家的门户向天主教敞开，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信徒日众，沙勿略由此而被后人誉为“东方布教之勋”、“东方传道之父”。

2 范礼安：继沙勿略之后，又一位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最初的耶稣会传教士很难进入内地传教。直到1578年范礼安作为耶稣会总长派遣的视察员来到澳门，传教士们才又燃起“中国之行”的热火， 范礼安充分肯定中国的古老文明，认为它在"已发现的国家中，是最和平、治理最好的国家"。 但是，中国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对于上帝的一切闭目塞听"，而且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肯同外国人有任何交往"，他们"对一切其他国家都极为渺视"。 范礼安将他的这种热情化做了具体的行动。在组织教务和制定策略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明白，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度立足，必须有耐心，必须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范礼安一方面自己身体力行，尽量收集关于中国的资料，学习中文，他到澳门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学习中国语言" ，同时他后来也鼓励并安排罗明坚和利玛窦等神父在澳门修习中文。

范礼安曾经六次到达澳门，并在澳门居住下来。没有他，耶稣会传教团无法得以在中国立足并取得初步的成功。他选拔、培养和派遣了一批优秀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指示传教士悉心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督促他们用中文撰写西方教理，并将中国典籍翻译成西文;同时，他还开展多方面的筹款活动在资金上基本满足了传教团的需要。通过施礼安的具体组织和推动，圣沙勿略那些笼统的、萌芽式的设想，才得付诸实践。范礼安主张“入境而问俗”，随后迅速从印度调来巴范明、罗明坚、利玛窦三青年，让他们在澳门专门学习中国语文与社会状况的知识，伺机进入中国内地。

3 罗明坚与利玛窦：正式揭开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序幕

罗明坚是"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国典籍的西译方面，在以中文形式从事写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方面都开创了来华耶稣会士之先，为以后的西方汉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580年起，罗明坚多次随葡萄牙国的商船到达广州参加定期集市，终于在两年后与利玛窦正式定居广东肇庆，从此揭开了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序幕。从耶稣会士入华以后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和平传教的态度与武力伴随下的商业殖民行为确实有所区别，传教士们除了传教之外，在中国还传播了大量的西方的科技文化方面的信息，包括天文、历算、地理、美术、音乐等等，这使得中国人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了西方；同时，传教士们大部分在中国长期居住生活，有机会学习汉语、熟悉当地的民俗，有机会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涵。他们还做过不少科学研究调查，这些学习和研究的成果通过书信的或各种报告传到欧洲，以此为依据的著述成为近代西方汉学的来源。尽管这些传教士们的本意并不是介绍东方文明，但事实上，从利玛窦到马国贤、郎世宁等一代代传教士却成了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媒介，为东西方的文明的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为了向众多的来访者介绍西方文化，利玛窦和罗明坚经常展示他们所收集的各种书籍。尽管其规模并不大，但它是在中国第一个展示欧洲图书的图书馆雏形。在与参观者们的交谈中，利玛窦了解到中国人在对世界的看法上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促使利玛窦着手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他几次三番地绘制、修改和放大世界地图，正如他后来所写到的，“这种地图被印制了一次又一次，流传到中国各地，为我们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4 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人物画

人们普遍认为，明末的绘画究竟是否受到了西方影响，人物画成为了问题的焦点，而人物画也是与利玛窦在华的美术活动是分不开的。日本的大村西崖曾提出：“利玛窦来明，画亦优，能写耶稣圣母像，曾波臣乃折中其法，而作肖像，所谓江南派之写照也。”潘天寿也肯定：“中土最先受西洋画影响，而采用西法者，厥为写真派。此派之开始者，为明末间莆田人曾鲸”。他特别强调：“所谓烘托至数十层者，即为参用西洋画法之证明，非曾氏以前之写真家所知也。”

明代之后的清代人物肖像画继承了这一特点，以《李日华》像为例，画法经数层烘托而成，并且李日华作为士大夫画家在南昌曾经与利玛窦有很深的交往，他曾在《紫桃轩杂缀》中写道：“玛窦紫髻碧眼，面色如桃花。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余丁酉秋年遇之豫章，与剧谈，出示国中异物，一玻璃画屏，一鹅卵沙漏......”可见李、利曾有畅谈机会，他是一位“能书画、善鉴赏”的官员，对描绘自己肖像的形式与技法应该有所选择倾向。

通过传教士们长期以往的文化与艺术方面的传播，西方画法对中国人物肖像画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可以更好的理解中外艺术乃至文化发展中的互动。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