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与策略——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文/王媛

摘要：社区传统文化建设是构建城市和谐社区的重要环节。在社区传统文化建设中，不同的社区类型、人群类型和活动类型体现出了各自的特点。在传统文化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和策略中，需要结合不同社区和人群的特质，通过主题活动策划、社区展览、讲座等多种方式，推进社区文化的发展，培育社区认同感。

关键词：传统文化；城市社区建设；策略

社区文化的培育是社区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概念本是舶来品，从滕尼斯（Tonnies）到R．E．帕克（Rorber E.Park），尽管各种定义在表述上千差万别，但其核心意涵是日渐清晰的，那就是对于“共同体”的追求，将亲密关系、情感因素、归属意识等视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将社区的概念界定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生活共同体不仅仅是具有物质生活共同区域面向的利益共同体，而且还应该是人们精神生活共同体，为人们提供归属感、价值感的意义共同体。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重建在现代化过程中被侵蚀了的亲密感、归属感等意义共同体精神，以维系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与团结，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打造和谐精神家园。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社区文化其实是社区建设的逻辑起点。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因素的引入和利用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其天人和谐、以民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和而不同、尊老孝亲等价值理念，还是其曾经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维系家庭、地域认同的社群功能体现，都是当代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和资源。本文将以北京朝阳区的社区传统文化建设为例，探讨传统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路径和策略。1 传统文化的社区表现类型分析当下，城市社区相对普遍的邻里关系可以称为是“不相识的邻居之间的公共联系”。建设社区居民的情感凝聚和认同感，主要的途径就是创造更好的社区环境，组织有价值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在传统文化的社区挖掘和利用中，不同的社区类型、人群类型和活动类型，体现出了各自的特点。1.1 社区类型由于卷入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程度不同，在今日北京的社区类型中，主要有城市生活圈中的城中村、以农村胡同杂院和单位大院为基础的小区和纯粹的新兴商业小区。

三者之中，刚刚进入城市行政制度改造和城市生活圈的城中村居民的社区传统文化活动参与度较高。近年来北京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京郊村落耕地的占用，已经形成了有农村无农业、有农民无土地、有居民无工作的情况。尤其，在北京城市商业与近郊旅游产业发展的双重影响下，京郊村落尤其是城中村整体产业结构日趋复杂，商主农辅的生计模式日盛，近些年外来人口大幅增加，在比例上已经远远超出本地居民。多种因素的变化促使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村落趋向多样化和城镇化，呈现出较高的开放性。在这种变迁中，以村落为基础结构单元的传统文化空间受到冲击，村落内部与村际之间的结构关联、聚落内的群体构成都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倾向。但与此同时，在这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社区居民，对于社区传统文化活动却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比如朝阳区的高碑店村，在每年的春节举办漕运庙会、端午节恢复传统的娘娘庙会，并积极组织了二月二龙抬头、中元节放河灯等传统文化活动。活动得到了当地居民的积极支持。此外，在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奶西村、孙河乡上辛堡村，仍然在坚持每年社区庙会的地方传统。在北京城乡曾经广泛分布的传统花会组织，如今保持相对完整的也是在这些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村落中，比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的地秧歌、高碑店村的高跷老会、东坝地区的开路圣会、孙河乡前苇沟村的五虎棍等相对传承较好。不过，这些民俗传统的继承往往以该村落地域内的固有群体为主。正如康丽对北京三个村落的传统化实践所分析的，这些民俗活动的坚持不仅是老村民将老日子与新生活勾连起来的工具，也是让他们重新寻获对自己所属生活空间的归属感，感觉自己仍然是这里的主人的一种手段，试图补偿这种阻断、重新寻找原有村落共同体的一种方式。

以农村胡同杂院和单位大院为基础的小区，是从传统社区的地缘和单位社区的业缘关系建设中走向了融混。这种社区的最大特点，是昔日的地缘群体和业缘群体形成了一定的比例。北京的许多现代化小区，都是农民拆迁上楼离开了原有的村庄，集中回迁在一起。有的社区仍然保存旧有的联系网络，比如将楼长称之为院儿长。虽然这些小区以商品化小区的形式存在，但是由于曾经的杂院或单位大院的基础，或者有一定数量的曾经地缘和业缘认同的人群存在，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也相对容易形成支持。比如上世纪末，朝阳区望京地区花家地小区的原花家地村的村民虽然搬进了现代化小区，但是昔日“扭秧歌”的传统仍然“顽固”的保留了十余年。曾经是同一单位的老同事，由工作圈而形成的熟人生活网络还在活动的组织安排中起作用。比如朝阳区酒仙桥地区曾经是建国后北京电子工业园区，并形成了大量职工生活住宅区，新世纪以来，该地域人口逐渐多元化。酒仙桥街道社区服务中心，针对居民的文化需求，近年来开办“国学大讲堂”，通过自愿报名的形式在居民中组成了100多人的国学班。其国学班的学员多以过去的老职工为主体，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学爱好群体。

北京分布广泛的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则是90年代以后迅速兴起的居住环境舒适、设备齐全、通过房地产市场流通的新型小区，居民的产权意识和自主管理意识强，是一种新型社区模式。有学者曾经分析了广州市的案例，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社会网络与行政社区在空间上重合的程度，其中城中村的重合程度最高，达到70%以上，老城区的重合程度居中，在50- 70%之间，商品住宅区的重合程度最低，处于40- 60%之间。这在核心城市具有一定的共性。商品房住宅社区的居民是由从事不同职业，在不同单位就职的生人组成的居住生活共同体。居民的各种社会活动圈是分离的，根据不同的兴趣在不同的领域中参与活动。社区仅仅是他们居住的生活空间，多数居民的精神生活不在社区之中，对社区的依赖性非常小。居民社会网络向社会外扩散程度越高，邻里关系越弱，而居民的活动参与也越趋向于个体化。但从另一方面说，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的居民由于有恒产有认同，具有更明晰的产权意识和环境意识，被认为是最有社区认同感的小区群体。因此，相对前两类社区来说，新兴商品房住宅社区的传统文化活动组织更需要主动性和开创性，但这类社区也是最值得开拓，最方兴未艾的社区类型。1.2 人群类型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参与群体相对单一，一般都是老人和孩子，更以退休的居民为主。中青年很少参与。无论哪种类型的社区，这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就笔者所经历的社区传统文化活动中，除了专门组织的群体之外，自愿参加的都是离退休老年人。讲孝道文化的主题讲座，其听众都是老年人的情形十分常见，而最应该听孝道文化的中青年群体却缺席。

为什么中青年人参与活动较少？首先是由于生活观念的差异。新时代的年轻人更习惯于单子化生存，“宅”实际上成为都市中青年人假期中的主流生活方式。其次，相比退休的居民来说，中青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主体在社区外。一般的生活模式是每天早上从居住地去公司，下班后在娱乐区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深夜返回居住地。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物业相关的事务之外，有很低的社区关联度。此外，中青年人的生活节奏也相对紧张，闲暇时间相对有限。比如在朝阳区某博物馆主办的多年社区中秋活动中，在各街乡传统花会表演队伍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年轻人在参与完花会表演之后，急匆匆脱下表演服，打车去上班。工作节律的冲突是中青年人传统文化爱好者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障碍之一。

反观老龄人群体，精力和时间比较多。他们习惯三五成群地围坐闲谈或遛弯，聚在一起锻炼身体、做操舞剑、打太极拳、谈天、打牌。这就是现代老龄人群中比较有代表性甚至是主流的生活方式。这为他们提供了相当多的闲暇时间来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而且，当我们仔细审视城市中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来源时，我们也能发现，退休老龄人群体由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与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的关联相对密切。也就是说，他们获得社区内社会支持的需求程度要远高于中青年人。而老年人的生活半径也主要依托于具体社区，在笔者访谈中发现，许多离退休人员都表达了自己在书法、绘画、戏曲、组织协调能力等传统文化方面的特长, 有愿意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奉献的愿望，将社区作为晚年生活的展示舞台。这也是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传统文化活动的原因之一。1.3 活动类型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性是以社区居民的个人爱好为基础的。随着城市化程度加深，城市居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个人利益与社区的关联性减弱，他们参与社区活动不是必需的，而是可选择的。换句话说，城市居民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个人性而非社区性。这种对集体活动的参与具有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与传统社区中“个体淹没于群体之中”完全不同。

许多人，甚至包括社区专职工作者，都认为所谓社区文化就是唱歌跳舞。这没有表现出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居民由于客观的职业、收入、地域来源、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其对文化的需求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来源于居民求知、求乐和求美的精神欲望中，既有偏好戏曲、歌咏、体育、书法、绘画、舞蹈等雅文化的，也有偏好民乐、麻将、扑克、手工、散步、摆龙门阵等俗文化的，不一而足。比如朝阳区奥运村风林绿洲社区的风林国学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风林国学社下设文体组织十一支，包括风林之象（象棋队）、风林之声（合唱队）、风林之舞（舞蹈队）、风林之身（太极拳队）、风林之韵（诗词咏诵组）、风林之像（DV俱乐部）、风林之鼓（腰鼓队）、风林之醉（诗词写作组）、风林之神（书法国画写作组）等。其中的类别大致不出传统文化的“琴棋书画”的范畴，也就是偏重于竞技类和修身养性类。而一些读书会、讲座等相对知识性的活动形式相对较少。这与参与者主要是社区老年人，与参与群体的年龄结构和代际兴趣有关系。

社区成员的文化需求是多元的，持续发展的。不同社区居民具有文化素养、知识水平与艺术修养的差异，这就需要社区传统文化活动的安排要摆脱单一，追求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活动内容，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又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化，实现文化的雅俗共赏特性，成为满足社区居民不同文化层次需求的重要载体和环节。

2 传统文化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和策略

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这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社区也就成了一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的纯粹地域性的概念。促进交往和强化社会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搭建社会交往平台，组织公共文化活动来实现的。而在传统文化的公共活动组织中，通常有动态活动、展览、讲座等主要形式。社区居民在这里接受文化和教育，讨论与交流，共同参加艺术欣赏和教育等公共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增进邻里间的熟识度和认知度，推进社区文化的发展。在传统文化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和策略中，特别需要注意不同社区和人群的特质。2.1 传统文化活动的策划和主题选择传统文化活动对于社区的建设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节日习俗本来就具有整合社群的功能，要积极利用传统节日来培养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实际上，北京各街道社区的传统文化活动也基本依托传统节日来举行。比如朝阳区安贞灯会、高碑店漕运庙会等。在策划举办传统文化活动时，要结合各个街道社区的特点，坚持继承性和创造性统一的原则，形成社区品牌。

对于商品楼社区而言，并不像乡村社区保存一定的聚落传统，居民异质性较强，地缘性的文化传统相对缺失。因此，可借助一般性的民俗文化事象的策划，来促进文化的社区建设。竞技活动对于社群关系的整合以及集体荣誉感的加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策划以街道或社区为竞赛单位的传统文化技艺大赛，既使活动参与者享受到传统节日的乐趣，又在竞技中培养了他们的社区荣誉感和认同感。比如朝阳区安贞街道利用社区文化公园，通过“灯会”竞赛这一民俗文化的主题活动来将居民吸引到这一社区性的文化空间中来感受体悟元宵节习俗，而在其中以节日要素为构成因的社区文化的展示则也会使居民感受到节日与自身生活的亲近感。这样，便达成了一种节日的现代“地方性”，又增强了居民间的交往与联系。可以说，新社区是更为强调主题的创造性，需要将传统文化嫁接到本地社区活动中去，而注重形式上与社区居民需求与兴趣的联接。

对于“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农村社区而言，由于其尚有一定的传统地缘聚居形态或聚集群体，则应通过对社区固有的民俗文化传统的挖掘和打造建设社区认同。在2005年以来，高碑店社区村委会在传统“五月节娘娘庙庙会”和“七月半放河灯”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了高碑店端午民俗文化节和中元河灯节，并在这样的活动中加入了对村落居民饮食文化的展示和经营等等。在活动的参与中，村民们能深刻感受到自己村落民俗的文化价值，重建自我价值与生活意义，达到了更加认同自己的村落文化的目的。因此，城中村社区更强调主题的继承性，对传统文化活动的策划更强调挖掘传统、重组再造，而非外在移植。

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每一个社区都应根据本社区的地理位置、人员构成、文化层次等，在对社区文化资源进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创建本社区文化活动的品牌，形成本社区文化建设的特色。譬如，少数民族居民比较多的社区，可以注重舞蹈、民歌等方面的活动；专家、学者比较多的社区，可以开展深入浅出的文化讲座，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外国居民比较多的社区，可以开展中西文化的交流活动等。只有抓住了本社区的特色才能使社区文化活动开展起来有目的，不流于形式。2.2 社区展览与社区博物馆的建设展览是社区传统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目前社区展览主要有公立博物馆拿出展品到社区短期展出和民间收藏者交流展品的两种形式。前者主要属于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范畴，体现了专业机构与社区的互动。后者在城市街道的社区文化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结合当地书法、绘画等文艺爱好者团队的培育，通过经常举办展览，作为爱好者技艺的展示平台。如今的社区文艺爱好者的作品展示和交流是社区展览的主要模式。不过，在这个基础上，从展览过渡到社区博物馆，应成为社区文化培育的主要趋势。

社区博物馆是西方的舶来概念，孕育于20世纪60年代。为使城区贫困居民利用博物馆中的知识改善其生活条件，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在首都华盛顿的贫困人口聚居区开办了安娜考斯提亚邻里博物馆。这种新形态的博物馆将为社区发展服务作为博物馆的组织使命和中心任务，致力于激发社区成员的发展意愿、增强其发展能力和提高其生活质量。社区博物馆从产生伊始，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创造力。

从2008年开始，从北京东城区东花市社区博物馆到天津市和平区崇仁里社区居委会博物馆，全国以社区博物馆为名的机构纷纷出现。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就先后建设了高碑店社区博物馆、南磨房社区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目前展现出的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交流平台，一是收藏地区记忆，弘扬地区文化传统。比如高碑店社区博物馆、南磨房社区博物馆展示了历史和建国后的社区发展历程和老物件。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居民爱好者形式的展示和博物馆对于地区文化的弘扬还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社区博物馆有向传统的地志类博物馆退化的趋势。在几个社区博物馆，都出现了平常无人问津，甚至无人时关门的现象，并没有发挥社区博物馆的应有作用。

社区博物馆的宗旨是什么？法国学者雨果·戴瓦兰总结社区博物馆的特征，“社区博物馆是从底层产生的，而不是由上面强加的；它响应生活并工作于这一地区的人们的需求和愿望，当地民众积极参与社区博物馆从最初筹划、建设和开馆及实现博物馆职能的各个阶段。”社区博物馆的设立，其目的在于改善社区居民对地方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的重视，成为凝聚社区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力量，从而达到带动社区整体素质提升的效果。因此社区博物馆不仅仅是社区内一座具有展示功能的建筑，其存在的意义是与社区内容密切相关且与社区居民同生共存的。只有透过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实践经营组织机制的运作，才能使社区博物馆不仅成为社区历史、环境、现状的收藏、研究与展示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开展构建社区的共同记忆、加强社区群体的认同、激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性活力的中心。因此，要在社区博物馆的运作上积极引入居民的因素，从爱好者团体做起，逐渐引导到展现社区文化，形成凝聚新的社区精神的共同空间。2.3 讲座培训的开展与文化传播讲座是目前传统文化进社区最普遍的形式。无论是大专院校，文博机构，还是社会团体，都将举办讲座作为进社区的主要手段之一。可以说，讲座是传承传统文化最简单的方式，但也是效果最不明显的方式。讲座基本上属于由上至下的传播行为，存在互动性不足，体验性偏差的特点，而目前社区讲座的受众仍然以老龄群体为主。因此，讲座的内容和形式与受众的关注点很容易存在差异。目前，在各街乡开展传统文化讲座培训，一般都需要提供牙膏、洗衣粉、食用油等生活用品来动员听众，存在一定的被动性。

在社区开展讲座活动，其主题和形式都要因地制宜。风格要生动诙谐，以“百家讲坛”式的讲法吸引听众的兴趣。由于老年人比较多，应结合群体的特点，从养生、中医说起，以书法、诗词、绘画等技艺开始，而不能是对国学篇章的鸿篇大论解读。在街道社区和农村社区讲座的受众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街道社区，更多是由于兴趣而形成的爱好者，因此可以侧重开展国学文化的普及。而对于农村社区，更注重讲其地方的历史文化，侧重弘扬地区的自豪感。

实际上，活动、展览、讲座三种形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社区的传统文化活动应该是综合性的。在此基础上，注意两个运作策略。其一，从“一老一小”群体延展到家庭文化。针对儿童和老龄人口特殊的需求进行公共空间的跨群体适应性规划，能使老少皆有所乐，皆有所玩，也是对持家一代的一种安慰，使他们不为家中老小担忧，这种设计是对他们的一种真正的支持。通过一老一小来带动全家，为孩子家长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也为邻里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提供很好的空间与事件平台。其二，将传统文化宣传和实际应用需求相结合。活动的策划结合人们生活中的关注点，加强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除了文娱和健身活动，防灾、食品安全、垃圾处理、照顾老人、治安问题、与外国人的交往等等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可以融入到社区传统文化活动的设计中，与传统道德中的优秀品质宣传相连接。通过共同应对生活中的共同问题，建立一种社区内部的生活秩序，增强社区认同感。3 余论目前的社区传统文化建设方兴未艾，但主要停留在政府的层面。社区公共文化活动需要靠各方面的资金支持才能运转，这些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是街道办事处，即政府出资。政府的投入成为一元独大。工作人员则主要是由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构成。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虽然很忙碌，经常在各种文化节、广场文化活动等项目中奔波，但社区成员，作为真正的社区文化建设主体，则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决策和实施的参与度很低。其结果很容易造成，大部分社区传统文化建设工作仅仅看重宣传效应和轰动效果，导致相当一批活动雷声大雨点小，与大部分社区居民关系不大。

全面推进社区传统文化建设，要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开发多渠道筹资建设，建立和完善文化资源升级与共享机制，将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引入到社区文化建设上来，承担社区发展的责任，使企业的文化和发展目标融入到社区文化建设中。同时加强与博物馆、文化馆、专业院校、文艺团体等专业机构的合作，提高社区活动的专业水平。

社区传统文化的建设，不仅仅是挖掘地域的文化传统，而是在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同时关注社区的前世与今生，为社区每一个人的成长、自我意识、尊重以及社区每一个人的幸福提供平台，成为孵化城市公民意识的手段。因而最根本的是，社区文化建设应该摆脱传统文化体制下的文化管制局面，由政府的行政主导转变为民主自治。培养社区中以兴趣爱好为核心的社团组织和公益组织，建立社区传统文化志愿者队伍，以他们为龙头，带动居民热情。在这一基础上，管理重心下移，将社区团体的培育与公共空间的利用相结合，与社区传统的挖掘和集体权益的维护相对接。但在当前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意识、自主意识较弱的状况下，目前更需要基层社区管理者及组织者的引导和动员，调动社区各方面的积极性，将自发性与组织性相结合，以使社区传统文化建设真正满足广大居民的多层次、多方面需要，使社区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并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从而使社区成为居民更加依靠和支持、乐于参与的“家”。

（作者单位：北京民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