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责任追究制下法官职业伦理问责的思考

文/樊张晖

摘要：经过许多年的摸索，我国的法官问责机制在不断完善，但是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难点。我国法院系统内部的法官问责机制经历了从错案责任追究制—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的演变历程。分析现行错案责任终身制在实践中的困境，比较法官职业伦理问责制有益之处，明确我国真正应当建立的不应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错案追责制，而是具有长效预防机制的法官职业伦理追责制，明确我国法官职业伦理问责制实施保障。

关键词：错案责任追究制；法官职业伦理追责制；法官问责机制

1 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实施困境

1.1 错案标准界定不明确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之规定，我国目前所谓错案责任追究制，指的是对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履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是一种追究法官司法责任的方式。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意见》)规定之前，对于什么是“错案”，在实践和理论中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各种违法审判的情形都往错案的框架下方，使得错案责任的适用整体呈泛化之趋势。虽然《意见》对错案标准进行了明确界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错案标准界定不明确带来的问题，但从错案本身看，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无论适用哪种界定标准，都必须先证明前案的判断错误后案的判断正确。

1.2 责任追究行政色彩浓厚

目前我国法官责任承担方式主要规定在《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包括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表现为法官职级上的变动，行政色彩十分浓厚。在我国《法官法》中也规定了法官的处分责任，主要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这些责任都是从公务员纪律处分责任中直接引用过来的，是法官群体的公务员化管理和法官责任的行政化追责的突出体现。可见我国对违法法官采取的都是行政人员的责任形式，这就致使主审法官长期处于按照司法办案和受制领导行政管理权威的矛盾之间。现实中，法官办案过程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行政化的责任形式有时过于严厉，也没有将法官区与普通公务员作出区别，体现不出对法官的特殊保障，不利于法官办案的积极性，从而也不利于审判独立的实现。

1.3 深陷“裁判结果中心主义”怪圈

一、忽视对行为监督。在《意见》第 26 条列出七种应当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的情形，其中有五条都包含“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之表述。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错案追究制认为只要法官管理的案件不出现破坏社会的结果，就不会被问责追查，轻微违法行为无需负责。但实践中法官轻微违反的行为普遍存在，仅仅侧重对错案结果追责与实践要求不符。二．影响法官办案。“结果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负面之处是从责任追究的启动开始就不利于法官积极、中立和独立办案。三、由于法官的裁判是事实判断加法律适用的双重结合，加之二者又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以结果为导向的错案追究制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一个案件只能有唯一正确的裁判，这使得实践与理论相冲突。

2 错案追究制下法官职业伦理问责的有益之处

2.1 法官职业伦理范围较为明确

如果要适用法官职业伦理问责，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对法官职业伦理范围和内容的界定。而我国现行已经有相应的规定已经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为今后完善法官职业伦理范围提供蓝本。2010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分五章规定了法官应当忠诚司法事业、保证司法公正、确保司法廉洁、坚持司法为民以及维护司法形象; 同年施行的《法官行为规范》在“一般规定”部分规定了法官应当忠诚、公正、高效、廉洁、为民、守纪、敬业与修养八个方面;二者合起来可以看作是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2017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将对法官的职业伦理要求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对法官的任免和管理监督等进行了完善。

2.2 减少责任承担方式的行政色彩

法官的地位同一般的行政人员有所不同，因此法官承担的责任形式也应有别于一般的行政责任。如前面所述，我国对违法法官采取的都是行政人员的责任形式。但如果按照法官职业伦理责任的规定，则法官承担责任的形式除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责任之外，还包括罚金、自费接受教育和培训，以及接受私下或者公开的谴责、道歉等。这几种责任承担方式是典型的职业伦理责任，相比记过、降级等常用于公务员的惩戒方式而言，行政色彩明显减少，体现以职业责任替代行政责任从而实现对法律职业者尊严的保有，以防患于未然取代结果追责从而树立司法的权威。

2.3 根本、正向引导法官行为

错案追究制的逻辑在于从错案结果上反推法官的不当行为，是让法官因畏惧后果而不敢有违法违规的行为;而职业伦理的在于通过对法官职业行为的规范和对法官队伍的建设，正向的引导法官，让法官从思想到行为上自觉形成遵守职业伦理及法律规范的习惯。在职业伦理责任的框架下，法官会因审判之外的其他行为而承担责任，也会因审判过程中裁判结果错误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承担责任。

3 实现法官职业伦理问责的保障

3.1 完善法官惩戒委员会

在职业伦理责任模式下，负责对法官追责和惩戒的机构不应该再是法院内部的行政部门。参照国外的相关经验，建立独立的法官惩戒委员会是法官职业伦理问责的必需。实施法官惩戒的组织机构各国不尽相同。基本形式有三类：第一类是法院本身作为法官的惩戒机构。第二类是司法系统内成立专职惩戒机构，行使法官惩戒权第三类是国家设立专门司法委员会，负责法官惩戒事务。在借鉴美国的经验基础上，我国在2016年由两高印发了《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 试行)》配合司法责任制的落实，根据其中第4条的规定，“惩戒委员会由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员组成，包括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的代表以及法官、检察官代表”，意在实现法官、检察官责任监督主体的多样化。近两年来，全国多个省份先后成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也为法官职业伦理的构建创造了基本条件。但仍需指出，相比于美国的职业行为惩戒委员会，我国的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置并不完善，在面对比较具体的问题时各个省惩戒委员会的做法很难统一，并且缺少专业的指导。对此，必需完善法官惩戒委员的设置，

3.2 实现法官职业责任豁免

遵从法官职业责任的豁免是回应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价值需求，也是法官职业伦理责任保障的必然要求。如果说追究法官责任是为了限制法官的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那么职业责任豁免就是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保护法官独立性的底线性机制。没有法官责任豁免的保障，法官很容易因为职权行为而陷入被追责的泥淖，这种情况在我国发生的示例比比皆是。《意见》第 28 条规定了八种法官免责的情形，规定因存在所列情形之一导致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后被改判的，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这些例外规定可以看作是我国尝试建立法官职业责任豁免的积极尝试，但是免责与豁免仍然有着本质区别。法官责任豁免理论作为一项世界通行的制度，已然十分成熟完善。当下我国法官责任豁免最难之处就在于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法官豁免权，以约束为主导的法官职业制度不存在“以豁免为原则、以追责为例外”的一般原则，更不存在完善的法官责任豁免体制。那么改变这一困境应当从明确法官豁免权方面入手。

3.3 实现法官职业化的保障机制

实现法官职业伦理问责也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官保障机制。只有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才能使法官积极从事审判工作，没有后顾之忧。我国虽然推行了一系列保障职业化的新举措，但是总体而言数量较少，以《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例，全文共三十九条条文，其中涉及职业保障制度的仅为一条，其余均是对法官职业建设的其他要求。且从条文内容来看，也仅是概括性内容，并没有涉及具体实施方面，从而导致了目前为止有些措施并没有落实到位，这就导致了我国法官职业保障存在以下一些缺陷。结合司法改革的推进，我国法官职业保障的完善需要从完善法律规定、管理去行政化、独立法官薪酬制度、健全法官地位和人身安全的保障这几大方面同时入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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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