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美两国政治文化有很多相近和一致之处，这种共性突出表现在文化的开放性、文化的务实性和基本理念的一致性，它对中美关系带来积极意义。这两种政治文化可以求同存异，在交流中沟通，在对话中扩大共识、增进互信。

关键词：政治文化

共性  中美关系  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陈婕，女，广东云浮云硫中学教师，主要从事政治教学与研究）

外交学认为，“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乃至广义的文化来进行考察。”[①]而在文化中，对一国外交起明显作用的又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美两国政治文化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并非绝对冲突、对立，二者也有很多相近和一致之处，有很强的相融性。两国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也不是我赢即你输的‘零和’关系……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有着较大的差异，但两国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②]这种相融性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交流和相互了解，进而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文化共性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文化的开放性、文化的务实性和基本理念的一致性。

一、文化的开放性

中美政治文化都是开放的体系，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合理成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之相应，中美两国社会也都是开放的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时期，但多数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就拿近现代来说，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起，中国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对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中国人是从来不拒绝的。当然，美国也是高度开放的。能将世界优秀人才吸引到美国，这本身就是美国开放性的体现。正是因为开放，中美两国才能都成为民族的大熔炉，并使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③]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是这样。不管是欧洲文化，还是亚洲、非洲文化，进入美国后，都被融入了美国文化中。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两国公众都有与对方交往、沟通的意愿，而不是盲目排斥对方。中美两国人员往来之频繁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交往和沟通大大有助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并较客观地审视双方利益分歧。虽然美国有一批反华势力一直在妖魔化中国，中国也有人在妖魔化美国，但是由于两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妖魔化在两国的影响都越来越有限。

二、文化的务实性

中美两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相近。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虽然源于不同的哲学体系，但都体现了务实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条。实用主义是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实用主义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士在他的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④]依据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要一件一件事地办，而不搞纯推理。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做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如果运用得准确，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保持最大可能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接受铁打的事实。”[⑤]这话虽然是针对英国外交说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200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中国在遭受各种内忧外患后仍保持统一并重新崛起，如果没有务实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是不可想象的。19世纪60年代，一场以“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其领导力量便是人们常说的洋务派。在这个复杂的群体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如奕欣、曾国藩、李鸿章等，又有包括马建忠、容闳这样一批“洋务新政”的谋划者和鼓吹者，郑观应等洋务企业家和经营者，李善兰等工程技术人员亦属于洋务派这一范畴。然而，无论其个人的经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相似或不相似，他们之间的思维、情感、倾向、行动，均表现出一种“心理同质性”，即面向现实。正是这一经世务实的文化性格，推动洋务运动蔚然兴盛，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波。

美国学者霍尔和埃姆斯曾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⑥]务实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家、决策者和公众客观认识对方在当今国际政治及本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意义。

三、基本理念的一致性

中美政治意识形态虽然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支撑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却是非常接近甚至是趋同的。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上两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已。就拿民主来说，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也有共同点。

首先，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对专制和独裁。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高举“民主”的大旗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进行斗争。那时所争的民主还都是资本主义民主。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继承性。邓小平明确说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⑧]。当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但也绝不是与资本主义民主完全不相容的。90年代中国搞村镇直选，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大加赞扬，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做错了，是在向“西化”迈进。中共十七大已经明确“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⑩]。这种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为化解中美关系的危机带来了一定的可能。

其次，在民主实现形式上，双方有一定的共识。比如普选，邓小平就曾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11]这表明他认为，普选并非与社会主义民主不相容。1989年邓小平对美国总统(老)布什说:“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10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12]这里邓小平并未否定搞选举，而是强调中国暂时不具备搞选举的条件。

中美两国这种在基本理念的一致性，有利于两国求同存异，甚至有利于两国在面临危机时化解矛盾。它将有力促使两国在巨大的危机面前保持理性，从而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际社会的利益为重。

在21世纪，政治文化影响中美关系的趋势如何，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文化差异性与相融性的发展变化即消长趋势。从近期来看，中美政治文化由于差异较大，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制约作用相对大一些；但从长期来看，世界诸多大趋势有利于中美政治文化相融性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减弱和消除政治文化差异的消极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地影响政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是文明的融合。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明融合是不同文明之间关系更为本质的方面，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否则人类社会就不会发展到今天，或许早就在不断的文明冲突中消亡了。中美两国就是两个文明融合的典型。中美虽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但无论中华文明还是美利坚文明，都是多种文明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国和美国都以民族大熔炉而著称。

从世界历史来看，文明之间的互补、融合、共存趋势要强于对立、对抗与冲突。中华文明就是儒家学说、道教、佛教等文明不断融合而“创造性飞跃”[13]的产物。展望未来，可以断言，文明融合将继续成为文明发展的主流，而且这个主流会更加明显、强大。

从文明融合的趋势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将趋于缩小，由这种差异所引发的磨擦和冲突也将趋于减弱。中美政治文化中的相融性和一致性将随着若干世界大潮流的发展而不断强化，而这种强化将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中美关系的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必然会扫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外部环境的障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舞台背景。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美政治文化的差异仍然难以消除，由此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仍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16、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

[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 [德]海因里希•贝克、吉塞拉•希密尔贝尔主编，吴向宏译：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9]张岱年，方克力.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①]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绪论，第12页

[②] 叶自成，冯茵：《中美关系十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22页

[③]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④] [美]威廉•詹姆斯著，陈羽纶、孙瑞禾译：《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页

[⑤] 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0页

[⑥] 孙有中：《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对话——评〈死者的民主〉》，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3—143页

[⑦] 马克思：《致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⑨]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⑩]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2990425.html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13] [德]海因里希•贝克、吉塞拉•希密尔贝尔主编，吴向宏译：《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