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国民经济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而农业却有独特的产业缺陷：生产周期长，劳动时间短，自然风险大。本文在对黔西南的小麦、玉米，粤北地区水稻、黄烟和小白菜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了农业产业缺陷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弥补（或修正）农业产业缺陷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产业缺陷；生产周期；劳动时间；自然风险

“三农”问题是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最突出的问题，它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同时，“三农”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以来，中央年度一号文件连续8次锁定“三农”。然而，“三农”问题却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因此，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要溯本清源，正确认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关系。农业是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的部门，属于第一产业。农民指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村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从定义来看，农民、农村的概念都离不开农业二字，离开了农业, 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 农村也不成其为农村了。因此，农民、农村问题是由农业问题派生出来的。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是“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正确认识农业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业是现代产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产业部门，是国民经济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农业的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是一个主要生产和提供“公共品”（例如粮食生产）的部门，具有多功能性[①]，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毋庸置疑，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弱质性这一矛盾长期存在。一些学者认为，构成农业停滞与萎缩的根本原因就是“剪刀差”，正是它降低了农业比较效益，拿走了农业必要的积累，从而使农业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果对农业进行保护，消除了“剪刀差”，那么农业就会像其他产业一样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②]。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导致农业的效率和效益低下。但是“剪刀差”、规模经济等理论只是农业停滞与萎缩的外因，并不能解释在没有“剪刀差”，农业生产能够实现规模经济的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也要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因此，仅仅从农业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来解释农业的停滞和萎缩是不够的。农业停滞和萎缩的根本原因来自于农业的内部，在于农业有独特的产业缺陷：生产周期长，劳动时间短，自然风险大。农业的产业缺陷导致了农业的低效率、低收益率[③]、高风险，是农业停滞与萎缩的内因。

一、文献述评

马克思、亚当·斯密等都观察到了农业有独特的、天生的弱质性，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一）农业的生产、劳动期间（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越冬作物大概要9个月才成熟。在播种和收获之间，劳动过程几乎完全中断……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温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生产期间（越冬作物平均九个月）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象真正的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只有牛奶、干酪等副产品，可以在较短的期间继续生产和出售……气候越是不利，农业劳动期间，从而资本和劳动的支出，就越是紧缩在短时期内。以俄国为例。在那里，北部一些地区，一年只有130天到150天可以进行田间劳动……在这里可以看到，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样成为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④]在文中，马克思多次指出农业的生产、劳动时间有巨大的差别，并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农业只能提供与气候相关的有限劳动机会。

俄国的恰亚诺夫（1924）利用统计资料，得出了一年全部劳动日中，农民劳动只有较小的比例（25%~40%）被用在农业。并指出：“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组织的特殊性质。同劳动过程并不与任何特定时间相联系的加工工业相比，大部分农业过程就其性质而言全是季节性的，有时又需要特别有利的气候条件，而风调雨顺并非时时皆有……播种、除草、收获及特殊作物的某些种植环节，往往需要集中大量劳动于短暂的农忙季节，而为时很长的非农忙季节中农场劳动力根本无活可干。”恰亚诺夫也看到了农业劳动时间相对较少，而且是由于农业和农作物的特殊性质造成的。

金宁（1983）提出，在农业中，劳动期间的长短除工作日以外，还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部门的劳动期间是可以缩短的，并具有和一般部门不同的特点，应该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来考虑缩短农业劳动期间。在农业中，虽然不能像工业那样直接缩短劳动期间，但如果加强经营管理，使劳动组织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可以间接缩短劳动期间。

陈照煌（1984）提出，农业生产中人们有目的的劳动，总是与动植物的生长过程相联系的，并且最终通过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获得产品，这就形成了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差异。而农业的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主要是自然作用的时间。作物生长周期的缩短，是自然作用时间的缩短，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只要人们耗费的劳动时间不变，就不可能引起劳动期间的缩短。优良品种的采用，使作物生长周期缩短，这与劳动量的大小或劳动期间的长短，并无直接的联系。

许经勇（1992）提出，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虽然有可能缩短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但却无法消除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差别。就种植业来说，由于劳动时间仅仅是生产时间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劳动的投人时间与投入数量，是受错综复杂的自然、经济、技术条件决定的，事先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规定性，即劳动者什么时间整地、播种、浇水、施肥、除草、中耕、除虫、收割等等，只能根据不同地点、不同作物品种、不同气候、不同技术措施，机动而又灵活地决定。

胡靖（1995，1998，2003，2005）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周期和劳动时间是基本统一的，而农业中生产周期与劳动时间明显不一致，农户的非企业特征是由于农业的特殊性造成的。农产品是有生命的动物或植物，在其“自然再生产过程”中，劳动的介入时间是很有限的，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玉米、棉花、油菜等提供的劳动时间不会超过生产周期的1/ 3，其他时间均为独立的自然再生产时间。粮食作物小麦（5.4%）、水稻（14.5%）、玉米（9.9%）尤其低，而蔬菜、水果、花卉、畜牧、水产等提供的劳动机会相对较多。也就是说，一个主产粮食的粮农，他全年至少2/ 3的时间是农闲，即在一年300个正常的劳动日中，由农业生产周期提供的工作机会不会超过 100个工。[⑤]胡靖不仅发现了农业的生产、劳动时间明显不一致，而且指出农业内部各部门提供的劳动机会不同，主要农作物提供的劳动时间不会超过生产周期的1/ 3，而蔬菜、水果等提供的劳动机会相对较多。

这些学者注意到了农业生产和劳动期间的不同，劳动时间仅仅是生产期间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农业的特殊性质，农业的生产和劳动期间受自然条件的影响。

（二）自然风险大

穆月英、陈家骥（1995）将农业风险分为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并指出，自然风险是目前对中国农业影响最大的风险，具有不可抗御性和破坏性。农业存在自然风险，此亦为农业有别于其他产业之处，相对而言，非农产业的生产过程很少受到自然因素的直接作用，甚至不存在自然风险。农业自然风险主要由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因素所造成。农业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风灾、地裂、雹灾、冻灾、崩塌、滑坡、泥石流、海啸、森林火灾、虫灾、病灾以及气温异常（干热风、低温寡照等）。农业自然风险主要表现为：（1）破坏性；（2）不可预测性；（3）区域性；（4）内部差异性；（5）季节性；（6）多重性。

王国敏、郑华（2007）提出，农业生产是在广袤的空间中进行的，对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是一个充分暴露在各种自然气象风险之下的特殊行业，农业同其他产业部门不同，要更多、更重地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是承灾能力极弱的产业。农业基础设施越是落后，农业生产工业化水平越低，受自然灾害的打击就越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的灾种虽然众多，但主要为旱涝灾害。

这些学者都认识到了因为农业自身的特点，自然风险比他产业更大的事实。

（三）农业产业缺陷的提出

胡靖（1995）提出，在市场经济中，农业没有与其他产业一样健康的“机体”，其症因就在于：农业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胡靖（2003）在《入世与中国渐进式粮食安全》中首次提出了“农业的产业缺陷”这个概念，并基于农业的产业缺陷和各国农业补贴的事实，逐渐建立和完善了非对称核算理论。

另外，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农业的产业缺陷。其中，从分工角度论述甚为流行。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农业由于它的性质，显然不能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农业劳动不可能全然分立。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⑥]史鹤凌和杨小凯( Shi and Yang，1995)曾经证明，尽管生产机器的工业和生产粮食的农业都可以不断加深分工，但是由于农产品交易效率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分工的协调费用很高，所以农业加深分工容易得不偿失。罗必良（2008）指出，农业生产领域的分工深化有着天然的内生障碍。由于农业生产的生命性特征，所以在其生产活动中连续作业的“核心技术”—从播种到收割—整个农艺生产周期中存在众多不可分的“核心技术”，使得农业生产中可分工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可以从现实中观察到，播种、插秧、施肥、除草、防虫、灌溉以及收割等多种农艺活动往往不是通过专业化分工，而是综合地被纵向一体化的。他还提出农业的产业特性约束着农业分工的有效深化，导致了分工的不完全性或者说是相对于工业而言的有限性。

（四）农业产业缺陷带来的后果

亚当·斯密（1776）观察到了农业的产业缺陷产生的后果：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闲荡、偷懒种种习惯，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可以说会养成的，甚而可说必然会养成的。所以，纵使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金（1827）提出，完成农产品和其它种类劳动的产品所需时间的差异，乃是造成农民对其他人的巨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少于一年的时间内将其产品投放市场。在该整个时期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成衣匠、铁匠、修车匠和各种其他劳动者赊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记录到：俄国北部一些地区，一年只有130天到150天可以进行田间劳动。可以想象，假如俄国欧洲地区的6500万人口中，竟有5000万人在必须停止一切田间劳动的冬季的6个月或8个月中无所事事，俄国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除了有20万农民在俄国的10500家工厂劳动，农村到处都发展了自己的家庭工业。有些村庄，那里所有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织工、皮匠、鞋匠、锁匠、制刀匠等等；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彼得堡等省份，情况更是这样。……后来，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但在劳动时间只是生产时间的一部分的那些投资部门，流动资本的支出，在一年的各个不同时期是极不均衡的，而回流只是按自然条件所规定的时间一次完成。因此，如果生产规模相同，也就是说，预付流动资本的量相同，和那些有连续劳动期间的生产部门相比，这些生产部门就必须为更长的时间一次预付更大的资本……这些由于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有差别，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使用时间，当然也会不断地发生或长或短时间的中断，役畜和机器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固定资本由役畜构成，那么，发生中断时会同干活时一样，在饲料等方面继续需要同量的或几乎同量的支出。

许经勇（1992）提出，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显著差别，还决定了在农业中采取类似工业分工协作为基础的集体劳动，是不可能形成最佳的时定结构，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此外，由于农业劳动时间仅仅是生产时间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非劳动时间又特别长，客观上必然存在着农忙季节与农闲季节的显著区别。

胡靖（1995，1998，2003，2005）指出，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使得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先天不足, 很难实现专业化，导致农业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平等的运行“机体”，需要政府的保护，如果保护不够，农业就只在停滞和萎缩的选择。劳动机会与生产周期的不一致导致了农户收入机会和技术进步机会的损失，并且农户自己无法改变这种损失。这使得农户不可能象其他企业一样容易根据市场的要求改变产品的生产流程和增减产量。这是古今中外农业效益偏低、农户收入偏低、农民素质偏低的根本原因。

这些学者注意到了由于农业的产业缺陷而导致农业效益低、农户收入低、农民素质低，农业难以和其他产业部门平等竞争。

二、实证分析

（一）黔西南的小麦和玉米

黔西南地区多旱地，大量种植小麦和玉米。小麦主要是种植冬小麦。据调查，当地冬小麦霜降（公历的10月23-24日交节）前后播种，次年谷雨（公历4月19-21日交节）或立夏（公历5月5-7日交节）前后收割。生产期间是六个月至六个半月（主要取决于降水，雨水少仅需六个月，雨水多可能要六个半月），即190天左右。当地种植小麦主要有整地、播种、施肥、灌溉、田间管理、收获等工作环节，一亩小麦需要的劳动时间大约为8天，占其生产期间的4.2 %。黔西南的农民人均占有耕地0.97 亩，一户三口之家约有2.9亩地，种植一次小麦共需要劳动时间23天。假设在不雇工的前提下一户三口之家的两个主要劳动力能达到当地平均生产水平，则在190天的小麦生产期间内，小麦生产提供给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为11.5天，个人的劳动时间约占生产期间的6.1%。

当地玉米分为春季播种和夏季播种。春季播种时间为春分（公历3月20-22日交节）至清明（公历4月4-6日交节），同年处暑前后（公历8月22-24日交节）收割，生产期间约为150天。夏季播种时间在立夏（公历5月5-7日交节）前后播种，同年处暑（公历8月22-24日交节）至白露（公历9月7-9日交节）期间收割，生产期间为135天。当地种植玉米主要有整地、播种、施肥、灌溉、田间管理、收获等工作环节，一亩玉米需要的劳动时间大约为16天。春播玉米需要的劳动时间占其生产期间的10.7%，夏播玉米需要的劳动时间占其生产期间的11.9%。同样以黔西南的平均耕地水平计算，一户三口之家种植一次玉米约需要劳动时间46.4天。采取同样的假设，则在150或135天玉米生产期间内，玉米生产提供给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为23.2天，个人的劳动时间占生产期间的15.5%或17.2%。

由于当地小麦和玉米种植需要的劳动时间约占生产期间的十分之一，提供给农民的劳动机会相对不足（个人劳动时间不到生产期间的五分之一），所以当地多数农民不得不从事兼业劳动（如比家庭饲养业）和外出打工。

另外，2010年西南旱灾导致播种时间不同的小麦收成区别很大。因为土壤的水分直接影响了小麦种子的发芽，早几天播种的小麦有一些收成，而晚几天播种的的则颗粒无收。很多地方小麦大面积绝收，连种子都没留下，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农业的自然风险不仅贯穿了农业的播种、移植、生长、收割、加工等整个生产过程，而且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换言之，农业面临着独特而巨大的自然风险。

（二）粤北的水稻、黄烟和小白菜

粤北地区大量种植水稻、黄烟和小白菜。据调查，早稻播种时间为公历的3月初，6月中下旬收割。生产期间约为115天。晚稻播种时间为公历的7月初，10月中下旬收割，生产期间约为115天。当地种植水稻主要有整地、播种、移栽、施肥、灌溉、田间管理、收获等工作环节，一亩水稻需要的劳动时间大约为15天，占其生产期间的13%。粤北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为1.5亩。一户三口之家约有4.5亩地，种植一次水稻共需要劳动时间67.5天。假设在不雇工的前提下一户三口之家的两个主要劳动力能达到当地平均生产水平，则在115天的水稻生产期间内，水稻生产提供给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为33.75天，个人的劳动时间约占生产期间的29.3%。

黄烟公历12月下旬播种，次年5月底收割，生产期间是150天左右。当地种植黄烟主要有整地、播种、移栽、培土、覆膜、施肥、灌溉、田间管理、采摘、烘烤等工作环节，一亩黄烟需要的劳动时间大约为30天，占其生产期间的20%。同样以粤北的平均耕地水平计算，一户三口之家约有4.5亩地，种植一次黄烟共需要劳动时间135天。采取同样的假设，则在150天的黄烟生产期间内，黄烟生产提供给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为67.5天，个人的劳动时间约占生产期间的45%。

小白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但夏秋季产量较高。小白菜的生产期间40天左右。当地种植小白菜主要有整地、播种、移栽、施肥、灌溉、田间管理、采摘等工作环节，一亩小白菜需要的劳动时间大约为12天，占其生产期间的30%。同样以粤北的平均耕地水平计算，一户三口之家约有4.5亩地，种植一次小白菜共需要劳动时间54天。采取同样的假设，则在40天的小白菜生产期间内，小白菜生产提供给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为27天，个人的劳动时间约占生产期间的67.5%。如果农民用小白菜制作菜干，考虑到天气因素，生产期间需增加7至12天，总的生产期间变为50天左右。制作菜干主要包括煮熟、清洗、晾干等工作环节，劳动时间增加4至7天，一亩小白菜需要的总劳动时间大约为18天，占其生产期间的36%。按照同样的方法，在50天的小白菜生产加工期间内，小白菜生产加工提供给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为40.5天，个人的劳动时间约占生产期间的81%。

另外，2010年5月13日，南雄市黄坑镇境内小陂河内洪水倒灌农田，灯笼排村40余亩农田（全村黄烟种植面积共150亩）遭受涝灾。淹没区的黄烟几乎绝收，当地农民经济损失惨重。如果按每亩产350斤，收购价每斤10元计算，总损失达140000元。

三、小结

（一）关于农业产业缺陷的结论

基于国内外的文献与对黔西南、粤北地区的实证分析，根据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我们总结如下：

（1）“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业的产业缺陷：生产周期长，劳动时间短，自然风险大。农业生产周期长，劳动时间短，导致提供的劳动机会不足，从而使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业的自然风险大，又加大了农业的风险。农业的效益低、风险大（农业真危险）造成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2）各种农作物的生产都面临产业缺陷的问题，但产业缺陷大小不同。对比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与黄烟、小白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我们可以发现粮食作物生产的产业缺陷比经济作物生产的产业缺陷更大。

（3）农业的产业缺陷永远存在，但可以处得到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或修正）。由于产品的劳动时间始终是生产时间，但生产时间未必是劳动时间，所以相对于农业的劳动时间，农业的生产周期较长；相对于农业的生产周期，农业的劳动时间较短。另外，农业的自然风险大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科学的方法（如农产品深加工、适度规模）可以减小农业的产业缺陷或农业产业缺陷的影响。粤北地区农民用小白菜制作菜干，创造了劳动机会，减小了产业缺陷，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对比黔西南的玉米和粤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我们可以发现适度规模生产给农民个人更多的劳动机会，减小了产业缺陷的影响。

（二）弥补（或修正）农业产业缺陷的建议

（1）坚持农业保护政策，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尤其要增加粮食作物的补贴。

（2）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

（3）适度扩大生产规模，使农业生产获得规模经济。但农业扩大生产规模要考虑农作参差期、农作机械化的影响。

（4）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5）加强和完善农业保险，建设农业自然风险管理与防范综合体系，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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