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毛泽东思想可谓方方面面，本文以六十年前,毛泽东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角度作为立足点, 浅析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缘何尚未充分展开就仓促收场。本文从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内部限制、外部影响、文化因素五方面着手，探究缘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终止了这一天才的设想,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的实践建设。这对于我们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 ；终结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促使共产党以更加独立的姿态，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实践，与之相适宜的，我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其基本内容有：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在这一天才设想中，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并不是要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它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在建国后这一理论的实践昙花一现,是什么原因使之夭折?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根本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存在缺陷

新民主主义社会依托新民主主义理论而生。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出即带有策略性和针对性。从当时的背景来说，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了长征。长征过后，红军数量由极盛时的数十万锐减至数万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的红色根据地除陕甘等少数地区外丧失殆尽。这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仅仅依靠工农力量在当时并不足以推翻反动统治，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尚未到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我们需要团结的重要的革命力量。恰逢此时，日本入侵中国使国内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上升为中日的民族矛盾，再加上“西安事变”的推动，这些条件促使国共由敌对状态走向了合作。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在策略上也需要新的应对。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构想，这在当时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也是为当时社会所服务的。

但是建国以后，一方面，随着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国内矛盾又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实践是一个长期性的活动认识不足,极力追求速度而非质量，这就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更类似于一个过渡而非长期发展的社会。而且有鉴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出就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种种原因导致新民主主义理论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尤其在新民主主义性质，即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存在着模糊性，使得共产党人在实践过程中显得有些无所适从，这也就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短暂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二、直接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缺乏实践基础

首先，从客观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存在，更像是一种设想，而非一种实践。共产党人刚刚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即巩固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管理好一个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的普遍心态是大跨步的迈进共产主义社会，决策领导层难免不受影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道：“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1]一方面，这种积极的心态对于当时的社会建设来说，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这种心理无疑也不利于形成成熟的社会主义观。当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很多都是通过中央的强制手段完成，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利于上情下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适宜的，但这给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多错觉，再加上当时苏联模式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所以，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摒弃，也就在情理之中。

其次，构思的社会跟现实的社会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现实社会并不能完全遵循着人们所设想的模式去运行。随着形势发生变化,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化。新民主主义社会三大纲领的核心就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要求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这个政策在农村和城市都遇到了难题。一方面，农村的生产工具水平低下,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不仅没有翻身，反而重新沦为被剥削的对象,这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小农个体经济的落后性也直接关系着工业的发展，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就使得共产党人重新开始了思考。另一方面，在城市,资本家进行的经济活动也并没有按照预期的设想发展，在1950年调整工商业后,违法犯罪活动日趋猖狂,将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本性暴露无遗，尤以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为代表。当时有资料表明,在已发现的贪污腐化者中,有一半以上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行为有关。如果不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予以打击,不仅会使国家的经济遭受极大损失,还会危及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毛泽东等党内领导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这对于肃清“五毒”分子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实上，在“五反”运动之后,资产阶级的生存发展空间已经变得十分狭小,与此同时，资本家也感到自己的前途分外渺茫。

（一）内在动因：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毋庸置疑，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直接创立者是毛泽东,而毛泽东从那以后一直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言行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权威。正因为有着超越其他领导人的成就跟威望，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拥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在考察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中断的原因时，是不能忽视毛泽东个人的因素的。

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一直是抱有比较警惕的态度的。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经典的剖析,他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这两个可能，充分表达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判断。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毛泽东也同样多次表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团结也要警惕,因而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策略是利用、限制、改造。而不是完全的加以信任。此外，他也曾说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再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3]毛泽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何尝不是矛盾的呢？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何尝不是矛盾的呢？

当然，这不是说明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是具有针对性的。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毛泽东的态度在不同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和联合,目的在于巩固当时的统一战线。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利用、限制、改造，这其中特别强调利用，正所谓为我所用。而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仍然是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仍坚持利用、限制,只不过这时期更强调的是限制了。这也与“五毒”分子的嚣张行为不无关系，当然，即便如此，毛泽东在惩处“五毒”分子时仍然是客观的。但也是此时，毛泽东心中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满，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残余，消灭之心已经逐渐坚定。他曾经说道:“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4]

三、外部原因：国际环境的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逐步演变成为两极分化的世界，一极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极则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是由于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敌视态度，使得一些民主人士提出的“等距离外交”设想破灭。也正因如此，新生的中国需要一个平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进行经济建设，因而亟需一个相对可靠的保障。这时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正是我们所需要依靠的。所以，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宣布新中国在国际外交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即选择站在苏联阵营，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但是“一边倒”不代表着屈辱附和，不代表只发展中苏关系，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愿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和发展经济关系。1950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这也就更加激化了中国跟西方敌对阵营的矛盾。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边倒”政策外延实际上已从政治和制度方面扩大到外交和经济方面。有鉴于此，一方面，以苏联为首以及东欧民主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在政治上对中国的庇护，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演进起到了催化作用。另一方面，苏联模式那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强有力的贯彻落实政策的效果，也似给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打了针强心剂，使得以多党派联合治理国家，以市场调控为主发展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一）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冲击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应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推行带来的冲击。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封建制作为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已存在千年。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探讨过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作为内因极大的影响了理论的推进与发展，我们是否应该反问一句，为什么毛泽东能有如此的权威与影响力，当然，这里没有否认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这里强调的是，除了个人能力与魅力外，是不是中国近千年的封建残余思想，这种盲目的个人崇拜，这种近千年积累的领导权威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共产党人的判断，影响着毛泽东对于时局的把握与分析，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

  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存在诸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相似之处,这是巧合还是一种必然，很值得我们正视并加以深入研究,因而进一步探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中断的原因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终将成为历史，不会再有未来，当我们理性分析、思考上述五方面原因时，不难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断，是一个合力而非个体特例形成的结果。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被中断，难道是个偶然么，当我们深究其原因而加以分析后，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断，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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