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林纾足不出国门，目不识外文，却通过与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小说，根据马泰来《林纤翻译作品全目》的统计，林译作品总数己达到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名作者。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翻译界的泰斗，和唯一与严复齐名的人物”，“在开创和发展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中，林纾起着一个拓荒者的作用，可以说林纾是我国比较自觉、比较正规的文学翻译事业的奠基人”。[i]不过，林译小说也面临着人们的质疑。他本人不懂外语，加上合作者的误读以及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客观因素，故而在其译作中出现了大量的“讹”现象。其中，倍受批评的就是他对原著删节和增加的现象。以致有人将其归纳为节译和编译的范畴。谢天振就在《译介学》一书中就提到：按照现在的标准，（林译小说）是否还能算作是翻译呢？他们译作中的创造性成分实在是太大了。[ii]连翻译的性质都被否定了，林译小说中的“讹”似乎成为了一种令人扼腕痛惜的硬伤。事实难道真是如此吗？文学翻译中的“信”与“讹”是否就一定相互矛盾？

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百年来,我国翻译界对“信、达、雅”所作的解释可谓多矣! 追随者有之,批驳者有之,借题发挥者亦有之。[iii]在不断的论辩中，信、达、雅逐渐被后人推崇为翻译的三大标准，而“信”更被认为是翻译的首要标准，“达”和“雅”则被看作是在“信”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后人在解释“信”的时候,一般认为“信”就是“忠实”或“准确”，即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实际上文学翻译中的“信”应该是一个含义更加丰富的概念, 若要仔细地辨析起来，它应该包括: (1) 词语(词、词组、短语)语义的“信”, (2) 词语修饰色彩的“信”, (3) 句法逻辑的“信”, (4) 句法结构的“信”, (5) 行文风格的“信”, (6) 艺术形象的“信”,等等。[iv]不管哪方面的“信”，核心的意思都是对原著的忠实。

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严复提到“信”的地方还有两处：

求其信己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v]

从第一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信”与“达”有着一定的区别：“信”表示忠实——既是对原文语言、风格等形式的忠实，也包含对情节内容的忠实；严复所说的“达”,是“达旨”(达意) 的“达”①,就是说要能表达出原文的思想内容。而“顾信矣不达”显然是认为光做到“信”是不够的，“虽译犹不译也”,完全忠实于原文，未必就能够表达出原文的旨意。因为就文学翻译而言，不同的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之外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那种字对字、词对词的直译，“信”则“信”矣，却难免将语言文字背后的深层的文化意蕴给生吞活剥掉了，造成“信”而不“达”的尴尬。不过“信”与“达”既有着明显区别，相互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其意思就是翻译能够做到“达”也是一种 “信”的表现，这是要把翻译标准从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忠实——“信”，引到内在的、深层次的忠实即“达”上面，故而在翻译的时候，“达”应该是比“信”更高、更重要的忠实目标，也就是说对内容、旨意的忠实要重于对形式的忠实，所以才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严复的“信、达、雅”实在是以“达”为核心。

以上是对严复提出的“信”及“达”的一些阐释，接下来谈一谈翻译中的“讹”。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到，自己从《说文解字》卷十二“口”部第二十六字考究出“讹”的来历。[vi]他还将“译”、“诱”、“媒”、“讹”、“化”看作是一脉相连的翻译过程，其中，“讹”可以解释为难以避免的毛病。[vii]严格地说，翻译当中是不存在绝对的“信”的，因为“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viii]也就是说，译文与原文根本就不可能保持完全的一致，它们之间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走样”，从“走样”这种说法来看，其实“讹”的含义还可以扩展得更广泛一些，只要是译文与原文存在的差异都姑且可以称之为“讹”。林译小说中的“讹”，有的确是“遗失或损伤”，但“遗失或损伤”只是一部分，更多的“讹”相比于原文往往还增色不少。因此，不能将“讹”理解得过于狭隘。

钱钟书先生曾中肯地指出, “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作用”[ix]可见“讹”在林译小说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钱钟书先生还将林译小说的“讹”归为四种类型：其一是夸大式的“趣”；其二是对于原文效果的圆满化的修饰；其三涉及到译者对原著的疑难处理不当所出现的“讹”；其四除了译者有意识的“讹”，也有无意识的“讹”。

 NOTEREF _Ref271658506 \f \h ⑤不论是哪一种“讹”，都表示与原著有着一定的差异和背离，这似乎是对“信”的翻译标准的反叛。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叛逆却给了原作新的生命力，也使译本有了自己独立的艺术价值。无怪乎钱钟书宁愿读林纾的译文，也不愿读哈葛德的原文，因为林纾翻译时的“讹”，使译文较原文的文笔要高明得多。

在文学翻译中的“讹”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讹”与“达”似乎也有着某种联系。显然

，无论是夸大式的“趣”，还是对于原文效果的圆满化的修饰，都是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表达的效果，也就是说“讹”并非胡乱翻译，它的目标也总还是为求“达”。 正如钱钟书所说的，林纾在其认为原文不完美处, 技痒难耐, 或增或删, 以期笔墨酣畅。⑨比如原著本来只是说话，林纤配合书中人物当时的情绪，增饰为“哭曰”、“大怒曰”;如果他认为原著的描写不够形象，就会设置比喻(经常使用的增饰的比喻，如“目做鼠状”、“泪下如混”、“伸颈如鹅”等)。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说“讹”是实现“达”而采取的一种方式或手段。

当然，在林纾的翻译中，因为林纾不懂外文，也就有不少因为合作者的外语水平、能力等原因对原著的疑难处理不当而造成的明显的误译、漏译、错译，即钱钟书所说的第三种“讹”，不过这种“讹”是因为翻译者能力的限制而造成的错误，而非表情达意的需要，这与为了增加表达效果、求得笔墨酣畅的“讹”有着本质的不同，故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说“讹”是实现“达”的手段，其实同样可以说“信” 也是实现“达”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最根本的手段。因为只有忠实于原文，才能保证译文能够充分地表达出原文的旨意——由“信”方能“达”。

只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忠实于原文”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呢，就是怎样才算“忠实于原文”？一般而言，译文对原作的忠实包括内容的忠实和形式的忠实两个方面。用西塞罗的话来说，在翻译中既要保持原作的内容，又要保持原作的形式，但是这种“保持”也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x]这一句话对忠实的对象做了阐释，它否定了“字当句对”的“信”而追求“总的风格和力量”，实际上就是要求不必拘泥于字句上的“信”，而主张灵活变通以实现“达”的目标。这种字句上的灵活变通，在林译小说中，就是为追求表达效果的“讹”提供了存在的依据。

比如在翻译《迦茵小传》时，原文中写到亨利摔伤后，迦茵非常尽心尽力的照顾他，成了他的“most constant

attendent”,即最勤快、最常来的看护，林纾则译为“迦茵遂为亨利患难中极昵之腻友”[xi]，“极昵之腻友”一词难免夸张，但与“most”一词表达的含义总还是大体吻合。这样的翻译确非字当句对，但总还是围绕着原文的意思在翻译，且通过字句的变通，译文表情达意的效果明显加强了，可称得上是“信”与“讹”较为成功的结合。

“信”与“讹”本是一对矛盾，但因为“达”是最主要的目标，这种矛盾关系就起了一定变化：“讹”是实现“达”的手段，“信” 也是实现“达”的手段，有着同样的目标，两者的矛盾关系也就变为了互补关系。只是在实现“达”的过程中，“信”是基础，“讹”是补充。对一部作品而言，在翻译时做到“信”不难，任何一个精通外语的人几乎都能做到，真正难的是恰到好处的“讹”。林纾的翻译能取得巨大的影响和成就，很大程度上怕是要归功于林译小说中的“讹”！

参考文献：

[1]杨先一.林纾及其翻译——以《黑奴吁天录》为例[D]济南：山东大学P21.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P134.

[3]林璋.解读严复“信达雅”[J] 中国科技翻译.第13 卷4 期，2000 .

[4]常谢枫.是“信”,还是“信、达、雅”? [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 (4).

[5]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1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 —1948)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1P6.

[6]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杨一秋.朱 峰.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从林纾的“讹”谈起[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 卷第4 期，2006 .

[8]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商务印书馆，1981P18.

[9]钱钟书等. 林纾的翻译[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0]西塞罗《论最优秀的演说家》，转引自《西方翻译简史》P23.

[11] 哈葛德.迦茵小传[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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