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改革的历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社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的文明的发展道路。

一、    

经济文明建设：

亚当斯密第一次揭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商品经济规律的奥秘，他认为把人们的利益关系连接起来的是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换，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就能促使人们合作。盘算自己的利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常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1]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无数事实表明，遵从市场机制，这种神秘的力量就会以激发竞争活力、调节供求矛盾的方式给人类带来好处；放任市场机制，这种神秘的力量就会以导致两极分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破坏性修复力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导致畸形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

如今，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人类基本的共识，市场机制的缺陷正在被计划机制所弥补，已经逐渐改变了过去非彼即此的传统观念，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现实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经过几十年革命和探索，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被否定，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的角度做出选择，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弯路，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利用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最大限度保证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是以劳动人民为根本，而不是以资为本的市场经济。

二、    

政治文明建设:

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更好地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认为，民主是一种制度形式，它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本结构体制和经济结构体制之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存在，一方面以全体人民的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的平等自由权利为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人民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活动权利的实现，有赖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因此，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应该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必须以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的保障为目的。同时，我们也得做好自由和平等的关系，马克思在自由与平等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自由应该是平等原则之上的自由，没有物质条件的平等，自由的权利也就无从保证。另外，还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法治应该是自由的有效保障，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自由也是法治的精神，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把平等、法治、自由、民主等纳入其中。

马克思的政治观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认知和对人的本质的深刻反思基础上的，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消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教神权对人的束缚，但是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它所宣扬的普遍的个人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市民社会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对人性、人的本质抽象化的理解，对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私有制作神圣化、永恒化的基础之上。[2]

三、        

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以现代性理念为内核的文化价值观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是一种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的科学性体现在:其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其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具有相互契合的文化价值理念，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事实上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等，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文化性格的内在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普遍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理论转换和实践诠释。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化。马克思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为价值导向，从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来确立文化的价值引导意义，从文化解放进而推进到人的全面解放。将人类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对人的解放，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对人的解放，更需要通过建构无产阶级的文化实现人的全面解放。邓小平指出: “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 一定要以马克思对它们的思想内容、表达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

四、    

社会建设：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但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渐成为社会大生产的牢笼，资本家剥削加剧，社会矛盾尖锐，工人运动不断迭起，基于这样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文明国家里发生。在马克思的晚年，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但是并未使无产阶级革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转移至东方社会，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这反映了马克思重新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做了考量，揭示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

 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政治上的软弱和经济上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国情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那么，中国到底适合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单纯靠现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最终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也是随时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断改革的，学习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模式，虽然它一时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的损失，中国共产党面对如此情况再次根据具体国情，转变社会发展模式，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刻总结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更多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

五、生态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早在一百年前就深入思考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并指出生态问题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辩证统一。首先，自然史先于人类的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即使人类社会发展至什么程度，自然也不会依赖于人类，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再者，自然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对象，人是通过劳动而改造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为所欲为，事实证明，不尊重自然规律只会更多的影响人类的生活，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因此，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应该利用科学技术来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恩格斯通过例举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及其他地区居民毁灭自然而遭受自身毁灭的历史事实，说明人对自然的不恰当干预会引来严重的后果，并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实在他们的环境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多次提到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问题——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是赖以生存的无机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深刻认识到生态保护问题，把声讨环境保护成为生产建设中的一项任务，促使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强调生态文明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转型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完善和充实的过程。在新的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过时，并且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对我们社会主义特色道路提供了更多的释义，真正实践出一条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