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电影《色戒》和小说《色戒》的详细解读，揭示了李安的电影版《色戒》除了对小说《色戒》做了背景和情节的铺垫和补充外，由于添加了很多张爱玲的个人背景因素，导致了大众对小说的误读。作者认为，小说《色戒》继承了张爱玲一贯的主题，即，在战争和时代转型时期人性的扭曲。虽然易先生也有对爱的渴望，但是，当权势和自身安危受到威胁，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冷酷。张爱玲和李安都深刻地解构了“革命加爱情”的神话，但是李安在强调汉奸的“公生活和私生活可以分离”的同时中曲解了原著的本意“戏假情也假”。

关键词： 色戒；人性；解构，曲解

中图分类号:    I207.65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在1953年开始构思，到1978年发表。2007年李安把它改变成电影《色戒》，在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又在台湾第44届金马奖夺得七项大奖。关于《色戒》的主题，自从2007年李安电影发行后，一直有争议。很多人在对照两个版本之间的内容，希望能看出两个人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的不同理解，以及李安对于张爱玲以及抗日战争那个大时代背景的解读：“张爱玲在设迷，李安成功地破解了这个迷局－张爱玲在写她自己如何成为胡兰成的知己。所以易先生坠入情网也绝对不仅仅是为王佳芝的美色!而是两人在血雨腥风中的同声相应”。相反，北京学者金宏达在2007年11月20日《新京报》撰文《何必从<色•戒>索隐张爱玲》：“客观上说，张爱玲后期创作题材相对贫乏，（色戒故事）…最牵动她的创作思维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如何写反面人物的问题。她…或许就有一个“野心”，要对这个难题发力做一次冲击”。荷兰华人作家林湄女士对李安的批判更是犀利：“中国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浮躁、功利、贪婪，甚至没有了羞耻感和罪恶感。…李安把“性”搬上银幕了,也就是说，西方的“性热”已过去了数十年，中国则方兴未艾”。应该看到，抗日战争那个时代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对于当时的人和事，我们的态度也渐渐脱离了“非忠即奸”的二元标准。笔者认为李安赋予了王佳芝作为红颜知己的魅力，把易先生演绎成一个温柔多情的男子，成为汉奸也有许多不得已和无奈。而张爱玲自始至终认为易先生只是拥有“金钱，权势，财富”的男人，王佳芝的死才是对她的终极占有“虽然她恨他，…。

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是终极的虎与伥”,王佳芝最终无法逃避沦为易先生的“伥鬼”[4] 。

二、电影对小说的补充和引申

李安在多个场合强调指出，虽然电影有政治意识，我们还是应该把汉奸做非价值化处理，区分汉奸的公生活和私生活两个层面。电影讨论的是人性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每个人都有两面性，都有内心的困惑和内心的挣扎：“人只有透过假装这件事情才能抓到真实的自我，这很讽刺。我们真实的自我其实是被压抑的，真正的东西是藏在里面”。其次，李安把张爱玲的个人背景因素揉合在王佳芝身上，这是否合理？李倩认为，电影和小说相比，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变化：1）叙事手法和内容情节上的变化；2）人物形象上的变化，强调了王佳芝情感失控的逻辑性；3）风格的变化，电影的叙事由冷酷转为温暖。笔者认为，电影对于小说的确有深刻的发掘和拓展，使故事更具有层次感，为电影增添了角色魅力和艺术观赏性。

（一）大背景的交代更为细致：

小说《色戒》只有两万余字，很多内容一笔带过。大的时代背景在原著中只有寥寥数语：“抗战后方与沦陷区都缺货，…珍珠港事变后香港陷落，麦先生的生意停顿了，佳芝也跑起单帮来，贴补家用，带了些手表西药香水丝袜到上海来卖。易太太一定要留她住在他们家”。电影比小说文本多了很多叙事手段，借助于持枪的人、拿望远镜的人、站岗的人、穿日式军装的人、牢房铁门和狼狗几个画面的反复出现明确地展示了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平民横尸街头，日本宪兵持枪监督市民排队买户口米，红十字收尸队拖走一车车的尸体。这也就为易先生的身份做出了交代，能出入于这阴森的环境中的人物必然也带有几分阴森。易先生一出场就显示了他的冷酷：“他差不多了，给个痛快的，不能给日本人一个活的，他们没有说死的活的”。

随着大片国土日益沦陷，国人大多在逃难流浪。激昂的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毕业歌》顺利地引出了故事的另一个群体：流亡大学生，他们被迫随着战争的进程而辗转。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的参战，改变了整个东方战局，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汪精卫政府既有垂死挣扎、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也有不甘心失败而变本加厉的血腥。上海的学校被迫教授日语，电影间隙播放东条英机和汪精卫的讲话，抗战到了最为艰难黑暗的时光。沿途的伤残士兵和难民增加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杀敌报国的决心，也是他们后来不满足于仅仅在舞台上喊爱国口号，将自己的爱国热情付诸行动的合理铺垫。赖秀金的叙述：“他的哥哥死在战场，他妈妈死活不让他参军，我也不希望他从军”，不仅介绍了邝裕民的背景，也使得王佳芝开始对邝产生了好感，也就愿意帮助邝裕民成就自己的爱国理想：“敲锣打鼓叫醒香港人”。

在1942年的上海，活跃着各种政治力量，虽然李安和张爱玲都刻意回避了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民主团体的成分。易先生的角色不仅仅局限于是汪政府的情报部长，还走私军火，和多种政治力量有联系。“吴”一方面把重庆政府的活动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也补充了易先生的多面性和残酷无情，为易先生最后毫不犹豫全部杀害这些学生增加了逻辑合理性。

（二）充分揭示了人物复杂内心

1．色厉内荏的易先生

编剧王蕙玲在介绍老易的改写时说：“老易的工作就需要从动物性的理解，他本性像狼……老易的痛苦与撕裂，就是到底要做人或做动物？”易先生机智冷静，受过专业特务训练，“党校”毕业，对于抓捕到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施以酷刑，随意杀伐。然而，凶残的外表难以掩盖自己内心的怯懦与恐惧。在单纯的王佳芝面前，反而放松了，流露出一点真性情，这也许就是李安强调的汉奸的“公生活和私生活”两面性。他选择幽会地点的条件是“我怕黑，这里菜虽然难吃，可是说话方便”，因为“我往来的人都是社会上有头脸的人，整天谈国家大事，…从他们眼睛里我只看到一样事：恐惧”。在王佳芝抱怨外面很冷，希望到他办公室等他。易先生竟然一把抓住王佳芝的头发，语无伦次又恶狠狠地说：“去里头？你要进去那地方？…刚刚逮捕两个人，…我党校里以前的同学。…临死前…血喷了我一皮鞋。”易先生对自己是汉奸的处境是很清楚的，所以他把自己比做娼妓。他从心里惧怕又厌恶日本人，而且很清楚日本人和汪精卫政府即使垂死挣扎也逃不出失败的必然：“鬼子杀人如麻，其实心理比谁都害怕。…美国一开战，就快到底了。跟着粉墨登场的一班人，还在慌腔走板地唱戏呢”。易先生不相信任何人，故事结束前张秘书看似平静的话，潜台词却杀气阵阵，说明张秘书才是真正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易先生所处的狼一样的氛围，这就解释了易先生内心的怯懦、慌乱、为求自保而嗜杀成性。

2．  茫然无助的王佳芝

李安把张爱玲的身世最大限度地揉合在王佳芝的人物里，可以说《色戒》有了三重故事原型：郑苹如刺杀丁默邨，张爱玲嫁给胡兰成，沦陷区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若干起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刺杀汉奸、抗击日寇事件。这些背景都在王佳芝身上再现了：母亲去世，父亲带着弟弟到了英国再婚，把她留在上海的舅母看管，而舅母卖掉了他父亲的房子。王佳芝给父亲写一封祝贺信，揭示了她心底被抛弃的感觉，人生没有方向感和把握能力。在香港，王佳芝对赖秀金和邝裕民都有情感的依赖性。赖秀金教她抽烟“演戏用的上”，邝裕民一声“王佳芝，你上来”对王佳芝有无法抵制的魔力。在一定程度上，王佳芝能为刺杀轻易献身也是这种情感依赖的反映，并且从心里，还是渴望由邝裕民完成“第一次”。而邝裕民必须维持自己作为学生领袖的崇高形象，绝无可能和王佳芝有肌肤之亲，无论事后怎样用“我的错”宽慰自己和王佳芝，也无法消除王佳芝由爱生恨的痛苦：“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二次刺杀行动中，相对于易先生的虐恋，邝裕民再三保证“我不会让你再受伤害”也显得苍白无力。王佳芝也担心自己不仅不能色诱易先生，反而被易先生从情感上控制。

相比之下，易先生在王佳芝面前展示的是一个男人的错乱的人格：外表残忍冷酷、内心惶恐、对王佳芝情深谊长又无限悲哀：“我把你带到这里，是因为我比你会做妓女”、“我对钻石不感兴趣，只想看到戴在你手上”、“不要怕，你和我在一起”。这对于没有安全感，没有情感寄托的王佳芝来说可以致命的，李安为二人之间的情感发展构建了一条轨迹。和易先生有了几次性事，易的暴虐，易的话语，易的眼泪，易的眼神，反而使王佳芝产生刹那间的恍惚“他是爱我的！”在关键时刻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导致了刺杀的失败。

刺杀不成功，王佳芝是懵懂的，她不肯吃吴给的胶囊，潜意识里还在她耳旁回想起那个声音“王佳芝，你上来。”王佳芝的一时冲动，付出了她本人和六个同学的生命。在采石场同学们痛苦的呻吟中，王佳芝和邝裕民无语的对望，体现了李安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的深刻所在，他们都成了政治游戏的刀下鬼。

3.徘徊在崇高和卑劣之间的邝裕民

青年学生凭借着青春、激情、匹夫之勇，怎能敌得过政治人物的老谋深算和心狠手辣。邝裕民声嘶力竭的叫喊“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要去杀汪政府的易先生。这两句诗正是汪精卫早年刺杀清醇亲王失败被捕入狱时所写，用在这里足见李安的讽刺。邝裕民的悲哀和卑劣在于他自觉把自己转化成间谍机器的一部分，连带王佳芝成了没有了生命个体的工具。邝裕民安排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被猥琐的梁闰生破身，变成汉奸的情妇，和他一次又一次疯狂地做爱，并且越疯狂才越可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正如李安所说“邝裕民是年轻时的易先生，易先生是中年后的邝裕民。邝裕民、老吴、易先生是一个男人一生的三个阶段，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7]当大学生们被刑讯到不能站立，呻吟着被拖到空旷的南矿场，没有了慷慨赴义，“引刀成一快”的“悲壮”，只有青春生命被无谓浪费的“苍凉”。

（三）对于配角的挖掘和拓展

小说《色戒》对于很多情节都是一笔带过，电影改编的成功之处在于对配角的充分挖掘和拓展，把故事叙述得更加丰富饱满、有张力。

吴先生是重庆派来的职业间谍，既然服务于他的政治集团，也就成了一个政治工具。吴先生和邝裕民一样，人格被撕裂成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工具的两个部分。老吴要求每一个人心里只有信念和忠诚：“他杀了我老婆孩子，我还能和他在一个桌子吃饭。”吴是“上级”的工具，邝裕民是吴的工具，王佳芝就成了所有人的“工具”：“你继续钓住他，让他呆在陷阱里。”于是王佳芝彻底崩溃了：“这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吗？…我必须象奴隶一样让他钻进心里，…只有我痛苦的流血哭喊他才满意，他才觉得活着。”至此，李安彻底解构了“妇人救国”和“革命加爱情”的神话，也揭示了易先生、吴先生和邝裕民构成的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双重利用和压迫。

扮演易太太的陈冲在2007年8月30日接受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说：“易太太很可怜，她演了很多年的戏了，拼命抓住一点自己能掌控的东西”。深知丈夫性情的易太太最初并不想让王佳芝接触易先生。但是，自己年老色衰，变成了“一口钟”，只有笼络住王佳芝，才能讨好丈夫。于是把王佳芝接到自己家住，给易先生和王佳芝创造机会单独相处。作为“汉奸太太”这样一个特殊的“第二性”群体，“易太太们”靠依附丈夫得过且过。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她们的生存目的就是“对金钱,对权利,对家庭,对爱情,对一切自身所不具有的觊觎,同时也对已有的无餍占据”。她们既是男权话语的牺牲品，也是得益者。电影中，麻将桌上的太太们利用丈夫的特权给亲戚找事，并且自以为得意：“外面的人哪里知道天皇头上还有一个天，那就是咱们！” 她们认为汪精卫政府的坏处就在于“连一台象样的戏都摆不出，名角去了香港，给老百姓做多少好事也不买帐”。故事结尾，易先生留着眼泪抚摸王佳芝睡过的床单，易太太深知“部里”来人对于易先生意味着什么，努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悲凉和无奈，帮助易先生稳住阵脚。张爱玲在《太太万岁》题记中用“浮世的悲欢”来形容所谓的“哀乐中年”，即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李安也表达了对这一类女性深深的同情。

而温和、敦厚、顺从的假面具背后，却是张秘书（以及老罗老樊）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他们比易先生更像“娼妓”，依仗日本人“三浦”作后台，卖国求荣，残害同胞。他们的出现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了易先生的“公生活”那一面:易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互相猜忌，互相厮杀，随时准备给对方致命一击。易先生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合理性：“她关在楼下，其他几个过刑了，很简单，供词也对的上”。易先生只有短暂的几秒钟犹豫，然后迅速做出自己的选择：“南郊石矿场，封锁消息，十点前处理完毕”。

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侧记色戒－贪看湖上风景》(中时副刊,1996年9月17日)一文中针对丁默邨于抗日战争结束前已经和重庆方面暗中联络，为国民党完整接收华东一带立了汗马功劳，而仍然被枪决感到困惑与不解，感叹“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的确，在战争这个大背景下维持基本的人性也是非常困难的。影片中邝裕民在狂呼“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而汪精卫在多个公开场合高呼“大东亚万岁”，号召民众和“我们的盟邦”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邝裕民和他的同学们、易先生们和吴先生们是不是志士，他们有没有人性的空间？这是李安留给我们的思考。

三、电影对小说的曲解

止庵在接受媒体参访时强调《色极》这篇小说充分体现了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爱情观。“无情”是张爱玲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但是她又强调无情的背景下人物些许的情感体现，将这视为人生的必要支撑。有学者认为：“张爱玲格外关注时代转型时期的婚恋生活,…她笔下的婚恋故事既无意于批判封建礼教对爱情婚姻的迫害,也不向当时的“革命加爱情”模式靠拢”。这恐怕也是误解，这种冷静恰是最深刻的批判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不等于没有批判。在平静的叙事中，已经暗含了作者深刻的厌恶和无可奈何。

电影引起争议的部分，首先是电影中的几段床戏。普遍认为王佳芝之所以对易先生动情，不是一般浪漫小说里的纯粹的情爱，而是性爱。李安希望演绎出易先生那样令人痛彻心肺的孤独感和内心的千般恐惧，纵使他在性爱上极力地企图以暴力宰制对方。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理解“每次和易先生在一起，就像洗了个热水澡，一切总算有了个目的”。电影给观众的直观感觉就是，从残暴到缠绵，易先生和王佳芝之间至少有了一定的相互依赖。但是，张爱玲明确指出王佳芝不是成熟的革命者，更不是“抗日的女英雄”。作者只是努力把笔触伸入到他们的内心，避免人物类型化：“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

陈理慧认为，小说揭示了“女子救国”的荒诞，解构了男权中心的国家和民族话语：“女性遭遇尴尬的生存困境－双重的利用与鄙夷”。陈莲洁坚持认为，这是王佳芝在为自己和梁闰生以及易先生的性行为找到伦理和道德的支撑点。为了刺杀行动借助于梁闰生嫖娼的性经验，带著怕染脏病的忧虑，只能怪自己傻。冷酷的吴先生，猥琐的梁闰生和崇高的邝裕民都不能消减这种犯罪感。小说指出“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别具用心了”。同学们也不再用单纯的眼光看王佳芝，“男权强势是对于王佳芝在革命和伦理之间的双重迫害。女性在男性话语中的编译，躯体进一步被异化” 。

相比于长达十几分钟的性事，电影删除了广告中原有的拷打场面，仅仅用台词交代了易先生的“工作”。易先生对王佳芝说：“我的工作很乏味”，“血喷了我一皮鞋”，在小书房烧文件时告诉王佳芝：“最近我很忙。抓了十几个重庆分子，我得一个个问。”后来又借吴先生的嘴：“他弄死了我们两个女同志，供出一大批名单。” 这就弱化了易先生作为特工部长的残酷，而强调了他私生活中的悲哀。但是，小说明白地说明王佳芝的“胸前丘壑”和“娇红欲滴”的薄嘴唇招惹易先生的喜爱和马太太的嫉妒。易先生道貌昂然，内心比其他男人更下流，对于王佳芝的定位只是“欢场女子”之一。他“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陪王佳芝买东西的表情，是“陪欢场女子买东西”的等待，“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作为一个年轻学生，王佳芝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和易先生之间的一切，有刺杀任务带来的紧张刺激感，更有女性对于性伦理的担忧，以及老吴把自己简单等同于工具的不甘心。“这个人是爱我的”这只是王佳芝的误解，这个误解直接导致她丢掉性命。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色戒》比张爱玲其它刻画落魄贵族的小说更加深刻地展示了战争对基本人性的扭曲。而且，当男性被战争和异族话语扭曲后会加倍施暴于女性，男女关系最终以男权作为胜利者姿态出现。女性受到革命和伦理的双重压迫，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对于伦理道德，仍然是无可奈何的状态。李安的电影借用了说郑苹如刺杀丁默村这个起子，又掺杂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短暂婚姻，演绎成一出“美人救汉奸”的情感大戏。虽然解构了所谓的“革命加恋爱”的神话，但是，对比阅读可以看出，在易先生和王佳芝之间，不存在深沉的情感，充其量是“戏假情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