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大儒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汉书·董仲舒传》把西汉中前期儒学事业的几项重要进展都归于他的名下，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五行志》又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后人普遍认为董氏通过参加汉武帝举办的“贤良对策”，上“天人三策”，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进程。董氏的年龄及其生活的年代是理解他的思想的基础背景。为此，有必要对董氏的生卒年代作一个考证。

关于董仲舒的卒年没有重要的疑义。《汉书·食货志》记载：“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后世学者均接受此条材料，公认董氏卒于西汉孝武朝。董氏具体卒于何年则相对次要，主要是需要与其生年相协调，下文将作简要分析。董氏的生卒年考主要是他的生年考。对于董氏的生年，学者们的分歧较大，主要有文帝年说、惠帝年说、高帝中年说、高帝初年说等几种意见。

一、文帝年说。苏舆《董子年表》认为：“董子生卒年月无可考，要生于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寿终，无疑。”[[i]]这一说法认为董氏生于汉景帝前，也没有疑问，问题在于他生于景帝之前的何时？苏舆对此没有继续考证，但是其《董子年表》自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起编，大致是以为董氏生于文帝年间。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于首奎《两汉哲学新探》等从此说。

二、惠帝年说。王永祥的《董仲舒评传》认为董仲舒从胶西王相任上“老病致仕”在元狩元、二年（公元前121、120年），而古礼“七十致仕”，“都是说整七十岁‘致仕悬车’”，因此董氏的生年是在他致仕之年上推70年，即汉惠帝三、四年（公元前192至191年）之间。[[ii]]

三、高帝中年说。侯外庐等所著《中国思想通史》说董仲舒“约生于高祖中年，卒于武帝元狩之间。”[[iii]]周桂钿同持此说。他的《秦汉思想史》根据《汉书·匈奴传》“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的记载，推断董氏生于公元前204年至192年。根据桓谭《新论》“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iv]]的记载，推断董氏生于公元前200年至196年。根据董氏致仕时（公元前121、120年）在70岁至79岁之间，推断他生于公元前200年至191年。折衷三项，周桂钿认为董氏生于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左右。[[v]]

四、高帝初年说。章权才的《董仲舒生卒年考》根据桓谭《新论》“不窥园中菜”的记载，认为董氏在参加汉武帝的对策前已经60多岁。同时他认为这次对策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据此他推断董氏的生年在公元前200年之前的高帝初年。[[vi]]

在上述意见的基础上考证董仲舒的生年，需要进一步厘清下列问题：

一是董仲舒的主要生活年代的问题。董氏在孝景朝被立为博士。但是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主要是记载董氏在孝武朝的事迹。《春秋繁露》等他的传世著作中也看不出写于文、景两朝的痕迹，能看出时代线索的，都是与孝武朝相关。因此，董氏的主要生活年代应该是在景、武两朝。如果将他的生年定得过早，则与此有矛盾。例如以周桂钿所持的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说计算，到景帝元年（公元前157年），董氏41岁，到武帝元年（公元前141年），他是57岁。这样，他主要活动的鼎盛时期是在文、景两朝，而进入孝武朝后似乎过于老迈了。

二是董仲舒立博士时的年龄的问题。董氏在孝景朝被立为博士。他当时的年龄可以作为推断他的生年的依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从董氏是作为贤良参加对策看，他的博士是得自贤良，被立时年龄不会很轻。但是从秦汉之际的整体情况看，立博士并没有明确的年龄要求，直到东汉才有50岁以上这一限制，而东汉的这一限制也反证西汉时是有人在50岁以下即被立为博士的。伏生为秦博士。《史记》、《汉书》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坑儒时，他曾经壁藏《尚书》。这样，他立博士必在公元前213年之前。西汉孝文朝求能治《尚书》者，他“年九十余，老不能行”。如以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伏生90岁，他立博士时是在56岁之前。又如公孙弘是汉武帝初即位时立的贤良博士。尽管当时他是60岁，但是《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记载他是“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只学了20年不到，就被立为博士。再如孔安国据《孔子家语后序》记载“年四十为谏大夫”，在此之前他是博士。这样，孔安国40岁不到就被立为博士了。因此，董仲舒被立为博士时未必年龄很大，只要在中、老年之间就具备基本的年资。

三是董仲舒“亲见四世”的所指的问题。《汉书·匈奴传》记载：“仲舒亲见四世之事。”对这条材料历来没有争议。从孝武朝上推三世，分别是孝景、孝文和孝惠高后之世。这本来是很明白的。但是周桂钿认为董氏的生年可以再向前推至高帝之世。理由是高帝时董氏尚处幼年，所以不算亲见其世。周桂钿的依据是董氏本人认为《春秋》242年中孔子所见的只有哀、定、昭三世。而孔子是出生在鲁襄公时代。之所以不将襄公之世列为孔子“所见之世”，是因为当时孔子尚为儿童，不能真正地感知。因此董氏的“亲见四世”也应该这样计算。[[vii]]这种说法有深文周纳之嫌。正如王永祥所认为的：

所谓“见”世必须是满十岁，最多只能用来解释董仲舒对《春秋》十二世的分析，其是否适用于班固的《汉书》所说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还需证明。所以我以为，与其附会于那种解释，还不如以对“致仕悬车”之年的考证为准，更可靠些，而且照此与惯常的"亲见四世之事"的解释也正好相符。[[viii]]

事实上，即使认为幼儿不“见世”，孝惠高后之世从公元前195年到179年，共有15年，也足够董仲舒从出生长成青年以“见世”。因此，还是以字面直解“亲见四世”，将董氏的生年定在孝惠高后之世的早期为宜。

四是董仲舒参加汉武帝贤良对策的时间的问题。对哲学史的研究来说，考证董仲舒生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确定他参加武帝对策、上“天人三策”时的年龄，“观其时以讨论其学”。[[ix]]而在董氏生年的考证中，这次对策的时间又往往被用作依据。所以确定这次对策的时间也是董氏生年考的一部分。学者们对这个时间多有争议，但是它在史书中有明文记载。《汉书·武帝纪》将其记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资治通鉴》则将其记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在二者择一的情况下，那么元光元年说是更可信的。如果《汉书·董仲舒传》中保留的这次对策的文件是真实的话，那么汉武帝在征集策对的制文中一是表示自己为治国做了大量工作，明显是已经登基一段时间后的口吻；二是明确探讨改制问题，而建元元年时笃信黄老的太皇太后窦氏尚在，刚登基的汉武帝不可能如此发问。正如徐复观所说：“《汉书·武帝纪》于元光元年，记武帝策问之文，甚为明备；不以此为断定董生对策之年的基准，而另作摸索，将皆流于穿凿。”[x]周桂钿也认为元光元年五月说“与许多基本事实相协调，只与少数记述不一致”。[[xi]]

五是董仲舒从胶西王相任上致仕的年代的问题。《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这是说董氏致仕后，张汤曾在担任廷尉的时候上门求教。而据《资治通鉴》，张汤是在公元前126年至121年任廷尉。这样，董氏致仕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121年。另一方面，《史记》、《汉书》都记载董氏是由公孙弘荐任为胶西相，而公孙弘任三公是在公元前126年至121年。这样，董氏致仕又不会早于公元前126年。另外，据上所引，张汤曾经数次上门求教董氏，说明从董氏致仕到张汤于公元前121年升任御史大夫之间有一段时间。《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汉书·董仲舒传》又说董氏“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这说明董氏在胶西王相任上也有一段时间。因此，董氏的致仕应该是在公元前126年至121年之间居中的一个时间，可以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24年到123年即元朔五至六年。

六是董仲舒致仕时是否年满70岁的问题。董氏是“老病致仕”。根据古礼“七十致仕”，董氏致仕时应该是年满70岁。但是没有记载可以证明董氏致仕时援引过“七十致仕”之说。而且“七十致仕”的制度是否真的存在也是很成问题的。以古人的平均寿命，似乎不需要建立年满70岁退休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董氏从胶西相任上致仕是为了避祸，“老病”只是借口，其致仕时完全可能早于70岁。相反方面，其致仕时年龄大于70岁，如周桂钿所认为的在70到79岁，这种可能性倒是不大的。如上计算，董氏在胶西王相任上时间最多3年。如果他70多岁致仕，那么意味着他上任时也接近或超过70岁。要是他真有“七十致仕”的意识，根本就不该上任去做胶西王相。所以董氏致仕时的年龄更可能是略小于70岁。

七是桓谭《新论》说的“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是指何时何事的问题。《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董氏从胶西王相任上致仕后“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也记载董氏“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这两条材料与《新论》的这句话互相印证，说的应该是同样的意思。《新论》说董氏“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指的就是“致仕后不治产业”、“去位归居不问家产业”。这样，“六十余”就与董氏的致仕联系起来，成为其致仕时的年龄的一个重要参考。结合上条，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董氏致仕时大约是65岁。

综合五、六、七条考虑，本文将董仲舒致仕的时间推定在汉武帝元朔五至六年（公元前124年到123年），其时他大约65岁，倒推上去，他的生年大约在公元前189年至188年，即汉惠帝六至七年。这一结论接近于前引的“惠帝年说”，但是具体推断过程有所区别。

八是对董仲舒生年和卒年的推断是否相互协调的问题。董氏的卒年主要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前说、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后说等意见。前者的根据是《汉书·食货志》称：“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以及《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夏四月，雨雹，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后者的根据是《汉书·匈奴传》记载董氏建议对匈奴“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而元封四年汉廷派杨信出使匈奴，要求匈奴派单于太子到汉地当人质，结果遭拒绝，因此元封四年是史书中记录董氏活动最晚的年代。周桂钿、王永祥等较晚近的研究多同意后一种意见。本文认为《食货志》所说的“人复相食”是泛指孝武朝中后期饥馑丛生，未必对应元鼎三年关东的“人相食”，因此也倾向于董氏卒于元封四年后之说。不过本文本身并不正面考证董氏的卒年，只是以其验证前面对董氏的生年的推断是否合理。例如周桂钿认为董氏生于汉高帝九年、死于元封四年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寿达90余岁。”[[xii]]这在现在也是高寿。难以解释为何史传对此异事没有任何记载？而本文以董仲舒生于汉惠帝六、七年，到元鼎三年他是74、5岁，到元封四年是81、2岁，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总之，董仲舒生于汉惠帝六、七年，在孝景朝是31、2岁至47、8岁，具备被立为博士的年资；他47、8岁时进入孝武朝，又仍在鼎盛时期，得以以54、5岁的年龄参加元光元年的对策；在65岁致仕后，他主要从事修学著书的活动；他去世于70、80岁之际。他主要的学术和政治活动是在景、武两朝，尤其是在孝武朝。这些就是本文的结论。

[[i]]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1页。

[[ii]]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4—57页。

[[iii]]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0页。

[[iv]] （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5页。

[[v]]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5—118页。

[[vi]] 章权才：《董仲舒生卒年考》[J]，《社会科学评论》（西安），1986年，第2期。

[[vii]]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viii]]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6—57页。

[[ix]]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1页。

[[x]]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xi]]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xii]]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