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自西汉以来，董仲舒始终受到关注。在上世纪初之前，董仲舒研究的形式主要是后世学者对他的著作的校读注疏，以及对他的思想的零星评论；在此之后，则出现了较有系统的专论专著。在后者中，徐复观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两汉思想史》中以《早期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一文专论董仲舒的哲学，在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质。而在此前的60年代，大陆也已经出版了首部董仲舒研究专著——周辅成的《论董仲舒思想》(1961年)。从80年代起，以金春峰的《论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1980年)等论文为发端，大陆的董仲舒研究的领域得到拓展，数量大大增加。从70年代至今，大陆和港台先后出现了韦政通的《董仲舒》(1986年)、周桂钿的《董学探微》(1989年)、华友根的《董仲舒思想研究》（1992年）、王永祥的《董仲舒评传》（1995年）等专著；李威雄的《董仲舒与西汉学术》（1978年）、范学辉、曾振羽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1998年）、黄朴民的《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想》（1999年）、邓红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2001年）等述论著作；以及孙长祥的《董仲舒思想述评》（1984年）、刘国民的《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2003年）、余治平的《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2003年）等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单篇论文数量更多。

董仲舒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相对比较集中的，大致有五个方向：

之一是政治史的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董仲舒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

汉武帝元光元年，汉武帝发制文“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征集贤良对策。董仲舒连对三策，大称上意，由此在政治上脱颖而出。其第三策中提出著名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被认为引发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划时代政策，使儒家在之后近两千年间占据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董氏的这一贡献由东汉人所确认。班固《汉书》为董氏单独立传，全文记录了武帝与董氏之间的三轮策对，并引刘向语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又引刘歆语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这一认识嗣后殆成定论。清末，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再次强调董氏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梁启超在其《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说：“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二千年国教之局，乃始定矣。”[[i]]晚至上世纪中叶，大陆的董仲舒研究仍然以此为基础。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都认为董氏的思想是神学目的论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体系，与汉代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存在牢固的依存关系，是为巩固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而服务的。钱穆的《中国学术通义》则从肯定的角度，认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政府的传统，即在西汉时代奠基。董仲舒等称孔子为“素王”，又称其为汉制法，是为了限制王权。此后逐渐形成了政权能接受学术指导的传统，这是汉儒的功绩。

也有很多学者从汉武帝是否真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对此有没有作用、能不能负责等角度，反对上述观点。学者们普遍指出在武帝朝乃至其后很长时间内，“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进入宫廷为官”。[[ii]]许之衡、柳诒征在上世纪初著文认为上述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观点不符历史事实，是“诬古”和“武断”。[[iii]]吕思勉指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合《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靡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iv]]

对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于董仲舒的观点，徐复观认为这既是学术史中的“冤狱”，又是“神话”。“天人三策”建议“绝其道”的是当时流行的纵横家和法家，并不是要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的流通。[[v]]杨生民认为董氏的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汉武帝并没有完全采纳，后者的指导思想是“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的思想。[[vi]]孙景坛则彻底否定董氏曾经参加过武帝的策对，否定他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天人三策”，认为这一说法是班固杜撰、司马光加工的结果。[[vii]]刘桂生分析“董仲舒推动汉武帝实行了文化学术的专制独裁,‘超升’儒学一家使之君临百家并摧毁、禁绝了百家”观点在近代形成的背景，认为“那种说法实在是在某种观念、某种需要推动下对历史的一种主观塑造，一种曲解”，这些“观念”和“需要”包括清末反专制的政治需要、对西方文化的错误吸纳、日本中国学的影响。[[viii]]

之二是天人论的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董仲舒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性质。

徐复观把董仲舒的哲学概括为“天的哲学”，认为《吕氏春秋》的阴阳四时五行“特殊构造，给汉代思想家们以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董仲舒所受的影响最为深刻，他由此而把阴阳四时五行的气，认定是天的具体内容，伸向学术、政治、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完成了天的哲学大系统，以形成汉代思想的特性”。[[ix]]大陆学者也充分注意到天人关系论是董氏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核心。在80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是注意董氏对“天人感应”的阐发，将它贬为迷信和欺骗，甚至“特别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x]]此后，天人之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董仲舒的天人论受到肯定，逐渐被认识为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同得到肯定。，它对中国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得到学界普遍的肯定。

之三是历史观的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董仲舒的历史观的性质。

董仲舒的历史观被广泛地认为是保守的。蒙文通认为董仲舒明了孟子、荀子以降的早期儒家的“革命”传统，但是“变其所学，以委曲于汉”，“变‘易姓’之事为‘继体之君’，于‘汤武革命’漫曰‘三代改制’”，造成“儒显而道以晦”，[[xi]]是对专制君权作了妥协和让步。董氏以“三统”循环为历史运动的模式。侯外庐等认为这是“承认历史变迁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实质”。[[xii]]冯友兰认为董氏的三统循环说与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有根本不同，“他所说的‘三统’并不是历史转变的动力，只是‘新王受命’的一种标志。‘新王受命’完全是‘天意’的决定；表现‘天意’的‘道’是永恒不变的”，新王改制“所改的，主要的是‘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一些表面上的事情。”[[xiii]]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董仲舒的历史观具有一定的激进性。王永祥认为董氏说的新王改制包含“应人制礼”即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变革的成分，“不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发展和进化的循环，而是带有螺旋式的进化理论。”[[xiv]]还有学者指出董氏的历史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支持改朝换代，直到白虎观会议方才被修订和终结。[[xv]]

之四是公羊学的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内容和方法。

《春秋》公羊学是董仲舒的本学。《史记·儒林列传》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现代学者对董氏的《春秋》公羊学的内容有很多研究。陈其泰将它概括为“大一统”说、“张三世”说、“通三统”说、德刑兼备说、灾异谴告说五方面的体系，[[xvi]]认为《春秋繁露》构建了《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是《春秋》公羊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xvii]]

对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方法，后人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主观的、牵强附会的方法。徐复观认为董氏“不仅是把《公羊传》当作构成自己哲学的一种材料,而是把《公羊传》当作是进入到自己哲学系统中的一块踏脚石……由此以构成自己的哲学系统,此时的《公羊传》反成为刍狗了。”[[xviii]]刘笑敢认为《春秋繁露》是“借经抒意”的“诠释性哲学著作”，这种形式当时不普遍，后世也较少采用。[[xix]]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后，不少学者运用“解释”的概念来对董氏的方法进行正面的理解。刘国民用“间距化”的概念强调《春秋》、《公羊传》本身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讹乱,这些“间距化”构成了董氏主观解经的依据和空间。[[xx]]也有学者对董氏的解经方法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公羊传》所说《春秋》之义,在政治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就其解说《春秋》本文的学术意义而言,则几乎一无可取。”[[xxi]]

之五是哲学史的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董仲舒与儒学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

早期儒学中不含阴阳五行学成分。《汉书·五行志》认为董仲舒是第一个将阴阳五行学引入儒学的儒家：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后世学者一般同意《五行志》的这一判断。日本学者庆松光雄、田中麻纱已则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中只有阴阳学而没有五行学，《春秋繁露》涉及五行学的诸篇是伪作。[[xxii]]徐复观则认为阴阳与五行的结合在《吕氏春秋》中就已经出现，“仲舒即直承此以言阴阳五行四时四方，形成更紧密的构造”。[[xxiii]]

在对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引入儒学的评价上，梁启超是强烈批评，认为阴阳五行学是生造的“邪说”：

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服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xxiv]]

徐复观则认为这是儒学方向性的转变：

儒家思想发展到董仲舒，在许多地方变了形；在许多地方，可以把董氏以前与董氏新说及受董氏新说影响的继起之说，划一个大分水岭。而两千余年，阴阳五行之说，深入于社会，成了广大的流俗人生哲学，皆可追溯到董仲舒的思想上去。[[xxv]]

李宗桂认为，董仲舒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高峰，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它使“天人感应”成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使大一统观念真正确立，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了中国文化。[[xxvi]]另外一些学者从阴阳五行学以外的角度认识董仲舒对早期儒家传统的改变。方东美认为，董氏不懂得儒家思想的本原。“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其杜撰。他对《尚书》、《周易》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演进的大势“全然是外行”。[[xxvii]]蒙文通认为今文家吸收了大量墨家、法家思想，“自取法、墨以为儒，而儒之说益宏卓深广也”，“周、秦间之儒学，所以恢宏孔、孟者，其精其备，几非孔氏、孟、荀之所能想见，是则儒之所以绌于战国而独尊于汉代者也。

[[i]] 转引自：刘桂生：《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A]，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5—527页。

[[ii]] 林剑鸣：《秦汉史》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

[[iii]] 同注1。

[[iv]]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90页。

[[v]]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3—115页。

[[vi]] 杨生民：《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2期。

[[vii]] 孙景坛：《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J]，《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viii]] 同注1。

[[ix]]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x]]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xi]] 蒙文通：《经学抉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xii]]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9页。

[[xiii]]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96页。

[[xiv]] 王永祥：《董仲舒历史观再探》[J]，《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

[[xv]] 王保顶：《论董仲舒五德始终说的影响及终结》[J]，《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

[[xvi]] 陈其泰：《董仲舒与今文公羊说体系的形成》[J]，《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

[[xvii]] 陈其泰：《春秋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2年第6期。

[[xviii]]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xix]] 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J]，《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xx]] 刘国民：《“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J]，《孔子研究》，2005年第5期。

[[xxi]] 晁岳佩：《〈公羊传〉解经方法初探》[J]，《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

[[xxii]] （日）池田知久：《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关论——董仲舒的情况》[A]，见（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96页。

[[xxiii]]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xxiv]]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A]，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53页。

[[xxv]]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2—183页。

[[xxvi]] 李宗桂：《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xxvii]] 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