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四问—论《齐物论》中的一个新发现

文/鄢志江

摘要：“庄子四问”是《齐物论》中的一个新发现，这四问分别对应着《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应帝王》篇的主旨。这一发现有助于澄清《庄子》内篇的主题、内篇篇名等诸多问题：《庄子》内篇属于生命哲学，且重点讨论的是生死问题；内七篇之标题确为庄子亲作。

关键词：庄子；内篇；主旨；篇名

我所说的“庄子四问”并非《齐物论》中的啮缺问于王倪的四问，而是在《齐物论》中的一个新发现。我相信通过这个发现，庄子内篇的主题，庄子内篇的篇名以及结构等诸问题可以得到一些澄清。

1 庄子四问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相靡，其形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谓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

对于上面这一段话，没有一个庄子研究者是不熟悉的，但是似乎大家都将这段话轻易的放过了。然而我以为这段话其实包含了庄子对生命的困惑，整个内篇的问题意识也由这段话得以体现。我以为这段话可以拆分为这样四个问题，我把它们称为“庄子四问”。这四个问题是：

（1）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形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2）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可不谓哀邪？

（3）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谓哀邪？

（4）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当我将上面一段话拆分为这四个问句时，很多人可能会问这种拆分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之所以作这样的拆分并将其全部变成问句的形式，是我认为这样更能体现庄子对生命的追问。这四个问题是庄子思考的核心问题，何以见得呢？这样说有何依据呢？我认为这四个问题分别对应着《养生主》《人间世》《大宗师》《德充符》四篇的主旨。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形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此一问对应的是《养生主》的主旨。所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是说人的一旦禀受天地之气而得以成形，倘若不中途夭亡就只有等待生命自然的终结。刘师培认为此处的“亡”字是“化”字的讹字，应该写作“不化以待尽”。“不化”者，不变也。这种说法其实不符合此句的文意。此句是在探讨人的生命的长短的问题，倘若人生不出现什么意外，中途短命，那么就只能等待生命自然的老死，得尽天年。此处的“亡”并非“化”的讹字，此处的“亡”字应该和老子的“死而不亡者寿”的“亡”字意义相同，而“不亡以待尽”和“死而不亡者寿”可互为注脚。而所谓“不化”者，人的身体时刻都处在变化之中，人体时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何来“不化”之说？“与物相刃相靡，其形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这句话是形容人在和外界接触过程中的极大的损耗，不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与外界相处就像与刀刃相靡一样，导致人的生命过快的消耗了，所谓“形尽如驰”就是这个意思。而在《养生主》中，庄子通过讲述“庖丁解牛”的故事来讲述他的养生之道。所谓“养生之道”，“因其固然”“无厚入有间”之是也。庄子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我们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就像庖丁手上的那把刀，虽然用了十九年之久，但是它的刀刃仍然非常锋利，就像“新发于硎”，刚刚在磨刀石上磨过的一样。而族疱和良疱杀牛的方式是“割”和“折”，他们手中的刀很快的就需要更换，所谓“良疱岁更刀”“良疱月更刀”。而那些不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像良疱和族疱手中的刀，很快就消耗殆尽了。这亦是惠文君为什么听完疱丁的话后说“吾闻疱丁之言，得养生焉”的原因。

“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可不谓哀邪？”这一问对应的是《人间世》的主旨。“间”者，隙也。人活于乱世，仿佛在夹缝中求生存，保全生命况且不易，还谈什么成功呢？所以《人间世》的第一个故事讲的是颜回听说卫君虐待百姓而想要去游说卫君救民于水火，但是孔子却极力劝阻颜回，认为他此去不仅无法成功，反而可能有生命危险，“必死于暴人之前矣”。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叶公子高将使于齐的故事，叶公子高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担心，他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人间世》）叶公子高因为担心自己无法完成使命而感到非常不安，他因此向孔子请教解救之道，但是孔子却跟他说了一番“事亲忠君”的道理，似乎有违庄子的一贯思想，其实不然。当人的形体和精神陷入厚此薄彼的两难境地时，庄子往往更看中的是精神的一面。正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叶公子高身为人臣，固然有很多的无可奈何，但是孔子鼓励他“为人臣者，固有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孔子告诫叶公子高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勉励而行，这样子就不会处于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极度紧张的境地了。从叶公子高那种极度恐慌的状态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庄子所说的“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了。第三个故事讲的是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卫灵公大子“其德天杀”，生性残暴。和这样一位上位者打交道，保全生命尚且不容易，又何谈成功呢？想要去引导他改变其残暴的习性，无异于与虎谋皮。倘若自恃其才，强聒不舍，就行螳螂伸出自己的双臂想要去阻止大车一样徒劳。正所谓“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倘若生逢治世，圣人就能有所成就；倘若生不逢时，圣人也只能保全生命而已，还谈什么成功呢？进一步，庄子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讲述栎树，商之丘的大树和楸、柏、桑等树木不同命运的故事。栎树和商之丘的大树因为无用而终其天年，反倒是楸、柏、桑等树木因为自身的价值，夭于斧斤，中道而亡。诸如柤、梨、橘、柚等文木，亦因为自己的果实而导致“大枝折，小枝泄”，伤痕累累，往往也无法终其天年。生逢乱世，最重要的是保全性命，想要在乱世中有所成就的理想往往是镜花水月。而保全性命的关键又在于无用，于世无用，不自美其材，自取祸患，才是在乱世中全身之道。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这一问对应的是《德充符》的主旨。这句话的意思是“倘若人的形体发生改变而因此人的内在的德行也跟着改变，这难道不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吗？”庄子虽然注重养生之道，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形体必然要慢慢的走向衰老，更何况生在乱世，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祸患而导致身体残缺，但是倘若因为身体的衰老与残缺而内在的德行也跟着残缺，那么这是十分可悲的事情。这也正是为何《德充符》篇中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形体上不健全的残疾人。但是，在庄子看但是他们内在的德行却远远超出常人。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他们都是兀者，但是德行高尚；哀骀它其丑无比，鲁哀公离开了他便不再快乐；这些形体残缺之人“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德充符》），但是他们却格外的受人喜爱，这是因为他们“内保其德而物不能离”。通过这些故事，庄子总结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所谓诚忘。”（《德充符》相较于人的外在的形体，内在的德行是真正不能忘记的东西，忘记了保全内在的德行，这才是真正的遗忘，而这种忘却才是真正值得可悲的！这也正是庄子通过的《德充符》想要告诉我们的，“德充符”者，“德”充于内，物不能离，形体的衰老和残缺又算得了什么呢？

“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谓哀邪？”这一问对应的是《大宗师》的主旨。这句话讨论的是死亡的问题。不管人如何养生，人的生命必然要走向尽头，庄子深知这一点。他在此出追问的是我们将死往何处？以及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死亡？有些人面对死亡非常恐惧，听到自己的亲人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以至于损害自己的身体。庄子借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之口说出了自己对死亡的看法：“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大宗师》）又借孔子之口“生为附赘县疣，死为决瘓溃痈”。庄子认为生死是一体的，旧的生命消逝不过是新生命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又必然走向毁灭。我们不必介怀个体生命的消逝，当生命以人的形态消逝时，又会以另一种形态而重生。一切都是造化的安排，“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大宗师》以人的形态存在的生命不过是众多生命形态的一种而已，何必流连忘返呢？正所谓“假于异物，托于同体”是也。“大宗师”者，以造化为师，一切都是造化的安排，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生命，又怎么知道是生在前还是死在前呢？又怎么会对死亡无法释怀呢？

通过对上面的分析以及对文本的阐释，我们发现庄子在《齐物论》中的“四问”是和《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和《大宗师》一一对应的，而这种对应并非我牵强附会的主观意见，而确确实实可以说得上严丝合缝。通过这一发现，不仅加强了《庄子》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的这种洞见，而且可以澄清对庄子内篇的主题，篇名及结构等诸多意见。

2 庄子四问对内篇主旨的澄清

《庄子》内篇之主旨究竟为何，学术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王夫之认为庄子内篇是为了回应惠施而作，他说：“或因惠子而有内七篇之作。”在这基础说，王孝鱼进一步引申，认为庄惠“在谁都想战胜谁的战斗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于是产生了《庄子》一书的内七篇”。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庄子思考的重心在是生死问题，虽然惠施亦讨论过生死问题，所谓“物生方死”，但是庄子的旨趣毕竟和惠施不同，庄子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问题，而惠施的兴趣在于物理，所以庄子批评他“逐物而不知返”。诚如当代学者杨勇所说：“内七篇虽与惠施有关联，却也不宜高估，不能把其中的每段话、甚至每句话都与惠施刻意联系起来，内七篇与惠施的关联更多是在行文脉络、精神意趣上。而惠施亦仅是庄子借以发论的一个参照，而非其学之本。”

有一种观点认为《庄子》内七篇的主旨是内圣外王。如清代的孙嘉淦就持这种观点，他将《逍遥游》作为核心，余下四篇为知、行、处、修，最后两篇为内圣与外王。钟泰在其著作《庄子发微》中曾说：“此七篇，则所以反复发明内圣外王之学者也…… 内七篇分之则为七，合之则只是一篇。”通过对庄子四问的发现，我们发现孙嘉淦对内七篇的理解并不准确。钟泰以儒解庄，自成一家之言，但是说“内圣外王”是内篇之主旨则是非庄子本意。之所以会用“内圣外王”来解读《庄子》内篇之思想，我认为主要有一下两个原因：一、“内圣外王”的说法最早是在《庄子.天下》出现的，“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恐将为天下裂”。（《天下》）由于一些著名的学者非常重视《天下》篇，像王夫之就认为天下篇可能是庄子本人所作，像顾实、钱基博、高亨、马叙伦等人都专门讨论过此篇，很多庄学研究者就以《天下》篇为纲来解读内篇。我认为这种解读是不能站的住脚的，首先《天下》篇的作者很有可能不是庄子，而是庄子后学，而倘若他对庄子本人的思想没有把握透彻的话，就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其次，我们解读内七篇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内七篇本身的内容出发，这样的解读避免了先入为主的意见，从《天下》篇来解读内七篇并不是曲径通幽的好办法。第三，“内圣外王”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针对百家学术而言的，这一提法本身就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的，我们知道当一个概念其外延越大，其内涵的就越空洞。道德和事功是中国读书人重点关注的两个领域，“学而优则仕”不仅是儒家的传统，也是诸子百家（墨家可能除外）的传统，倘若仅仅因为他们有政治观点就用“内圣外王”来形容他们的学问，实在说的太宽泛了。二、《庄子》内篇最后以《应帝王》篇结尾，一些学者可能根据这一特点就很自然的把内七篇的思想概括为“内圣外王”：前面是讲内圣，后面是讲外王。不得不说，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似乎没能在整体上把握住《庄子》内篇的思路。内七篇以《逍遥游》为首，庄子以“逍遥”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在《逍遥游》中庄子徜徉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他心目中的大鹏鸟总是飞的很高。但是不管理想如何高远，总要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于是庄子在《齐物论》中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困惑，点明了内七篇行文的问题意识，之所以不逍遥，是因为人生有种种困惑还未明了；同时，在《齐物论》篇中庄子亦展现了自己进入逍遥境界的方法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则回应了自己提出的四个问题，将逍遥落到实处。最后一篇《应帝王》，庄子将《应帝王》放在最后一篇有何深意呢？其实在《逍遥游》中庄子就已经给了我们一种暗示，他说：“是其尘垢秕糠，由将陶铸尧舜者也，孰能以物为事！”尧舜的事业在庄子看来不过是尘垢秕糠，天下不过是小事，庄子怎么会把外王看得那么重呢？但是，庄子毕竟写下了《应帝王》这一篇，诚如胡文英对庄子的评价，他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我认为这一评价足以解释庄子为何写下《应帝王》。庄子生活的时代，是政治混乱的年代，无疑，庄子对当时的统治者是失望的。但是我想庄子也曾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庄子做过官的经历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但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庄子的政治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对庄子的这种猜测，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陶渊明，陶渊明又何曾不想积极入世呢？虽然“猛志故常在”，但是却不得不寄情桃花源。总之，庄子的思考主要是围绕人生问题而展开的，说庄子有政治思想是可以的，而用“内圣外王”来概括内篇之主旨则大谬，诚如王雱理解的那样“‘王’是不足为取的”，这也是为什么内七篇以《应帝王》而结尾。

有一种观点认为《庄子》内篇的思想是“自由”与“平等”。自晚清顾如华、严复以“自由”诠释《庄子》的“逍遥”之后，自由问题就成为《庄子》哲学的最重要论题，甚至被视为其宗旨所系。陈赟在其文章中曾指出：“庄子在肯定伦常秩序的前提下，提供了不同于仁道的新的切入点，这就是自由问题。自由问题构成庄子哲学的出发点与目的地，而《逍遥游》作为内篇之冠，则是庄子处理自由问题的“大文本”。王富仁说：“庄子在《逍遥游》中还广泛地涉及了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与政治功利性的人生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的真实性与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事物的精神价值与实用价值等一系列哲学命题,构筑起内涵丰富的精神自由的观念,并成为其整个人生哲学体系的思想基点。”通过对庄子四问的阐释，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庄子的思想绝非以“自由”为出发点和目的，“自由”也绝非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思想几点。根据我们对内七篇的解读和对庄子生平的了解，我们可以说庄子有“不事王侯”的高尚品德，更加注重精神生活，但是庄子哲学的主要基调还是对生死问题的思考，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要落到“生”的层面上来思考。章太炎认为在《庄子》内篇中，《逍遥游》和《齐物论》是最重要的两篇，他说：“维纲所寄，其唯《消摇》《齐物》二篇。”在其著作《齐物论释》中有着重阐明《齐物论》“平等”的旨意。冯友兰也认为“自由”和“平等”为《逍遥游》和《齐物论》的主旨。我想他之所以有这种看法，除了首受西学的影响，还和他对《庄子》内篇的判断有关，“我认为庄之所以为庄者，突出表现于《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之中”，《人间世》则不代表“庄之所以为庄者”。不得不说，冯氏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现代学术界普遍认同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且通过我们在《齐物论》中的发现足以证明《人间世》确为庄子本人所作。黄琳从“自性”这一观念出发，认为“‘自性’即主体自我反省时的迥然一念明觉，自性呈露既是‘天道’，又是独具的‘生成之理’，是‘道’与‘理’的统合……由自我本性之朗现，人之自性与物之自性和谐感应，故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意见皆无不对，而得出万物齐同平等，主体精神生命“自由”实现的圆融哲学理路。”虽然《逍遥游》和《齐物论》是内七篇中最重要的两篇，但是将这两篇单独提出来考察，割裂了庄子内七篇的整体性。当我们以这种狭隘的视域来考察内篇中的某一篇或者某几篇时，往往容易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结论。当然，倘若说庄子的思想包含着“自由”“平等”的因子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也完全可以凭借这些因子对庄子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但是倘若说“自由”与“平等”就是庄子的本意，那岂不是强庄子之所难吗？

庄子的哲学是生命哲学，而且思考的重心又在于生死问题，而相较于外在的物质性的追求，庄子更注重内心的精神生活，我认为个体生命的安顿是庄子重要思考的问题。很多学者亦清楚的意识到庄子的学问是关于个体生命的学问，我相信通过对“庄子四问”的阐发可以使这一观点更为明晰和可信。

3 庄子四问对庄子内篇篇名的澄清

古代的庄学研究者很少有人质疑庄子内篇的篇名问题，他们大都认定庄子内七篇从内容至标题都是出自庄子之手。最早对内篇篇名提出质疑的是苏轼，他说：“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庄子祠堂记》）对《庄子》内篇标题的质疑最有影响力的观点要属任继愈。1961年，任继愈在《庄子探源》中力排众议，他认为庄子内篇成书的时间晚于外、杂篇，成于汉初，“内篇七篇从篇名到内容，都带有浓厚的汉代宗教神学方术的特色。……和纬书的标题十分相似”。任继愈的这一论断被很多学者批驳，但是，他对庄子内篇篇名的质疑确影响了一批学者。

张恒寿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内七篇篇名的三字形式太过整齐且具有意义隐晦，有些标题和内容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他认为内七篇之篇名很有可能是后世的人整理《庄子》一书时加上去的。

崔大华在肯定张恒寿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但他认为内篇标题应为刘向所拟。

当代学者邓联合赞同张恒寿的说法，也认为内七篇篇名为淮南王刘安所拟的可能性较大。

总的来看，近现代的学者们对《庄子》内篇的怀疑大抵都建立在任继愈的观点之上，而他们怀疑的理由不外乎是：一、内篇的三字形式和外、杂篇标题形式不一样，且异于先秦诸子的著作；二、内七篇之篇名内涵隐晦，颇具神秘感，且标题与内容不符。但是这两种猜测确实不能成为质疑内篇标题的充分理由，非常的主观。通过我们在《齐物论》中的发现，篇名和文章的主旨是一一对应的，虽然我们并没有分析《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但是我认为对于《养生主》等四篇的澄清足以说明《庄子》内篇从内容到篇名都是经过了作者精心思考的，而这种精心的谋划并非他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内七篇之篇名必为庄子本人所作。

4 结语

我相信我的这个发现是有其意义的，这一发现不仅可以让我们明确《庄子》内篇之主题，澄清对内篇篇名的质疑，而且对于澄清内、外、杂篇的分篇问题以及内篇的结构问题亦有一定的价值。通过对“庄子四问”的阐述，加强了内、外、杂分篇的做法可能并非他人所为，而是《庄子》一书本来就如此的信念，驱散了一些怀疑的迷雾。至于内篇的结构，我认为内七篇是谋篇布局是经过精心刻画的，我们在欣赏内篇时，或许还是应该从《逍遥游》开始。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