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煤矿创办初期的困境与株萍铁路的兴建  王淼华

1898年，盛宣怀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的燃料来源问题创办了萍乡煤矿。可因萍乡处于罗霄山脉北麓，多丘陵地带，煤炭对外运输非常不方便，加之管理不善等原因使得汉阳铁厂的燃料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最后，盛宣怀不得不千方百计修筑了株萍铁路，才初步解决了汉阳铁厂的燃料来源问题。一、萍乡煤矿对外运输的困难  萍乡位于湘赣边界，处于罗霄山脉北麓，多丘陵地带。萍乡煤矿建立后，煤炭对外运输非常不方便。

萍乡的煤炭当时主要是经湖南由水路运往汉阳铁厂的。其线路是由安源等煤炭产地陆运至萍乡县城，然后经渌江水运至醴陵县，在渌口汇入湘江后经湘潭、长沙入洞庭湖，最后经长江到达汉阳。

萍乡煤炭的陆路运输不容易，水路运输也是危险重重。整条水路最艰险的地方在萍乡至醴陵一段。萍乡至禄口计长一百八十里，中有浅滩，兼暗礁林立，即使在水涨之时，船只也仅“吃水二尺及八尺深，能容三百十担之船”。运量小还只是小问题，更严重的是这段水程经常出事故。此外，萍乡的煤炭在秋冬水少时不能运出，而只能等春夏下雨时才能运出，这就不能满足铁厂的需求了。

   除了以上的客观原因外，人为的因素更是使得问题雪上加霜。首先是煤炭商户以次充好的问题，萍乡有“造土窑者，以劣煤炼焦贿嘱挑工或船户中途对换，种种弊端，难以尽言”。船户则经常在过渌口时，掺杂砂石二三成。

    为了解决船户作弊问题，汉阳铁厂在官办时期就曾在湘潭设立转运局，负责查验运往铁厂的煤碳。此外，铁厂还设有收发所，运到汉阳的煤炭最后必须经过其检查才能入厂。但清末贪腐成风的官场习气，使得这些防弊机构本身不久就变得弊端丛丛，反而使得情形更为严峻。

   湘潭转运局是铁厂运煤的重要机构，盛宣怀在1896年接办铁厂之后，即派俞铨勋为湘潭转运局委员。1896年之前，萍乡的运煤船只一般是在湘潭过载。当时萍乡运煤船只“由湘潭过载，船行挑工均有规费”，俞铨勋接办湘潭转运局期间，萍乡煤商“因每石可省钱十六文”，而“改由禄口过载”。萍乡商户还将过去承运煤炭的湘潭船行改为长沙商人李安杰的长善船行，这就引起了湘潭的船行对萍乡煤船改在渌口过载一事极度不满。后在包揽厘金的郭柳愚的煽惑下，湘潭船行串通湘潭转运局司事，送给俞铨勋重礼，俞铨勋随即请湘潭县衙捉拿萍乡采运局的司事，不久“有船行数十人，县差八人，将萍局过载司事曹润明捉去，赤膊背手，囚于县监，与重犯无异”。

除了湘潭转运局外，铁厂的收发所也是弊端丛生。因收发所人员的懈怠行为，使得运煤到达铁厂的船只会耽搁大量时间。故而对于运煤去汉阳铁厂，“萍、湘两处船只均视为畏途”。1903年，湘潭人陈大发、翁振凡、刘尧臣等“在汉私立公所”，并借“扣磅迟卸”之说，阻扰船户运煤去铁厂，在“经县严拿”之后“均隐藏”，但翁振凡“仍四外声称，湘潭纵不能拦阻装运，俟到汉卸空，定行扣船重罚”，以致“惧罚他往之船亦不少”。此事使得铁厂高层认识到解决收发所问题的紧迫性，最终定下章程，“将来起卸，不论船到多寡，无逾十天之期”。二、盛宣怀解决运输问题的各种努力    在解决运输的问题上，煤矿首先是努力防止厂户、船户的作弊。早在卢洪昶主持萍乡煤务局时，因“土炉所炼焦碳色黑质松，灰磷亦因之加重，化验不能合用”，便“通饬各厂户一律改毁，不准再用开炼”，还要求“各厂户务各将煤质炼法加意讲求，严立帮规，互相督察”。派员盘查、押送之外，为了防止船户偷盗煤炭，卢洪昶还曾用竹篓将所运煤炭包装好，如此虽“可免沿途搀杂破碎之弊”，可每月“共需篓一万八千余件”，不但经费大为增加，且因萍乡地处“山僻中”，竟找不到那么多做竹篓的工匠，故而“只能试用一时，难于常办”。到了1898年，因“来煤掺换甚坏”，盛宣怀又要求张赞宸将煤炭装篓，并表示“篓费一两比坏煤合算”，还要张赞宸“挑选好煤块，另派人押运，以免夹杂”。张赞宸却表示“生煤全装篓做不到”，而因运煤民船“每帮千余号船”，故“势难押运”。

    萍煤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说都是因为萍乡交通阻塞才衍生出来的，故而改善萍乡的交通条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盛宣怀等虽然也早就想在萍乡修铁路，但直到1899年才开始动工，且只是修到了株洲，故而水路一直是萍乡煤炭运往汉阳的主要方式。在萍乡煤矿建立之前，萍煤是靠雇佣民船来运输的，也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种种弊端。为此，盛宣怀等人早就有自备轮船以运输煤炭的打算。1896年，文廷式组织广泰福时，就“拟用小轮船至湘潭拖带，取其行速，则难为弊”。时任汉阳铁厂总办的郑观应也打算在“收买可炼上等焦炭之煤”之后，“配定数船，以轮船拖带来汉，庶免中途盗买”。可因为种种原因，当时铁厂只是在运输紧张时临时调用专拖大冶矿石的“楚富”和“楚强”来进行煤焦运输。到了1898年，因雇佣民船价格昂贵，且民船甚少，有时是根本找不到足够的船只，张赞宸便认为“萍湘造轮，煤利甚厚甚久，一日无轮一日无济”，并不惜巨款，打算在40天内制备小驳船一百艘，每艘约钱六七十千文，如此，每月可运输千余吨。由于驳船需要拖轮进行拖运，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萍乡煤矿首置深水拖轮“祥临”号，但此轮马力过小，只能拖两百吨，稍大之驳船就不能拖运。1902年，铁厂方面造有浅水煤轮三十艘，打算趁“湘水盛涨时，直放湘潭装煤”，并运煤外销到上海等地。1904年，萍乡煤矿自办内河航运初具规模，拥有深浅轮驳8只、钢驳船4只、大小木船20只。到1907年，萍乡煤矿正式建成后，萍矿一共拥有钢驳24只，木驳165只。三、株萍铁路的兴建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萍乡铁路的修建。1898年，在奏请创办萍乡煤矿的时候，盛宣怀便请修筑一条由煤矿黄家源至萍乡城外长潭河口的运煤铁路。除了修筑矿区铁路，还须修筑萍乡对外的铁路，萍乡至武汉可由江西也可经湖南，因粤汉铁路在1897年已由张之洞、盛宣怀、陈宝箴确定了经过湖南，故而盛宣怀等决定萍乡铁路经湖南到达汉口，并获准修筑萍乡至长沙的铁路。

在确定萍乡由湖南筑铁路至武汉之后，接下来就是要确定铁路具体经过地点。为了避过湘江上游复杂艰难的水道，盛宣怀与张赞宸一直希望由萍乡修路至醴陵后直接接造至长沙，这样一来盛宣怀等便主张粤汉铁路干线从长沙经醴陵南下，而醴陵至萍乡的铁路则作为粤汉铁路支线。1898年，盛宣怀就表示“将来派工程师锡乐巴前去醴陵勘路。盛宣怀又派薛鸿年去醴陵，表示“必须先办”“自萍至醴枝路九十里”，“以待干路相接”。因担心醴陵士绅阻扰修筑铁路，薛鸿年确定的干线过醴陵的地点是离醴陵县城较远的双江口，张赞宸于十一月前往醴陵联络绅士，在双方关系“甚洽”之后，醴陵绅士允许在醴陵县城修筑铁路，张赞宸便请盛宣怀“派员直查至醴南门与湘粤干路衔接”。但盛宣怀在长沙说项时，长沙绅士“以长醴为来龙力阻”，故而粤汉干路必须改由湘潭至醴陵。同月，盛宣怀还派了薛鸿年、罗国瑞“同美工师柏士美、参赞李治勘干路，由潭醴勘至萍乡”，美工师勘路之后，却改变了盛宣怀与张赞宸所定干路过醴陵的想法，要求干路由湘潭直接造至衡州南下，然后在渌口修筑一条至萍乡的支路。

    盛宣怀接受了美国人的方案。1899年1月，张赞宸等购地动工修建萍乡县城西门宋家坊至安源的铁路，11月30日铁路竣工，路长7.23公里，是为萍安铁路。同年9月，盛宣怀聘美籍工程师李治、副工程师马克来和中国副工程师等勘测萍乡至湖南醴陵铁路基线，并破土动工。1900年因形势动荡萍醴铁路工程被迫停工，1901年6月萍醴铁路复工兴建，1903年 8月萍醴铁路竣工通车，路长38公里。盛宣怀随即委派美籍工程师马克来、副工程师休文和中国工程师罗国瑞勘测醴陵至株洲铁路路基，1905年12月 13日，醴陵至株洲铁路建成通车，从此安源的煤炭可直达株洲，整个铁路线共设9站，路长90.29公里，统名为萍潭铁路，由萍乡煤矿兼管。1908年萍乡煤矿将萍潭铁路移交清邮传部管理，1910年邮传部将萍潭铁路改名为萍株铁路。1912年，萍株铁路移交湖南交通司管理，更名为株萍铁路。

总之，萍乡煤矿建立初期，因为交通不便和管理不善等原因使得其出产的煤炭质量和产量都不能保障汉阳铁厂的需求。盛宣怀为此做了种种努力，最后修筑了株萍铁路，才初步解决了汉阳铁厂的燃料来源问题。

（作者单位：萍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