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女性意识的嬗变

                         ------从《雌性的草地》到《第九个寡妇》

高文华

   严歌苓是一个认真写女性的作家，她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寄予其女性关怀。本文将从具体的文本入手，探讨其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嬗变

“女性意识是指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在社会、自然和文化等层面确定女性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并对相关外部世界的审视和认知加以女性特色的理解和把握。”由于社会文化等的制约，女性自身的本质得不到彻底根本的确认，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虚假化，这种女性意识的受阻主要体现在严歌苓作品《雌性的草地》中。而到了《第九个寡妇》，女性意识呈现出一种自觉的态势。它无须依附主流文化获得自身的认同，而是呈现出女性内在的自觉地认同。

一、女性与政治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创作于移民之前，是对于文革反思比较深刻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牧马班的七个女孩在那个特殊的革命年代的共同命运。在这部作品中，女性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已经初露端倪。作家对于政治的态度已由最初的崇拜走向怀疑，政治伪装成神圣的革命理想实现了对于牧马班女子的欺骗。女子牧马班的七个女孩在严酷的环境中与军马为伴，恶劣的自然环境褪去了她们的年轻和美丽，她们抵抗着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恪守着神圣的理想，然而最终牧马班单位的编制表被遗失，女子牧马班消失在草原上，被人遗忘。她们失去的不仅是作为女性的身份，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他性”的牧马班女子的身份。政治利用了女子极度的忠诚与牺牲精神，将其置于主流文化与自身经验的夹缝之中，处于彻底的失语状态。

在《雌性的草地》中，沈红霞是革命理想最忠实的践行者。从始至终，沈红霞都坚定地将集体理想视为信仰，从未偏离，也不曾怀疑。她就是牧马班具象的秩序，将牧马作为自己毕生的职责和信仰。漫长的牧马生活、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她半瘸又患上夜盲，她是政治秩序酿成的悲剧。“地平线的另一端，一个骑马的人出现了。这是个女性，长发飞散，衣不蔽体。说准确些她等于全身赤裸，但仍束着皮带，斜跨一只鲜红的小布包。”鲜红的小书包代表着政治的理想和信仰，沈红霞以对空洞政治的服从，展示了女性悲哀的命运。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王葡萄。相比于《雌性的草地》中政治对于女子命运的影响。《第九个寡妇》中，政治成为了一个背景，被边缘化了。政治对于王葡萄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她不懂政治也不惧怕政治，她将传统的真、善作为自己判断事物的标准，用自己朴素、准确的认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她从敌人的刺刀下领回了自己的丈夫，她拒绝将自己家的锅交出去，她在批判大会上纳着鞋底。王葡萄不争先进也不赶潮流，她以自己特有的感性经验作为生活的准则。和《雌性的草地》中女子牧马班成员的双重身份不同，王葡萄就是她自己。一个女性，一个用民间视角与女性意识生活的女性。

从《雌性的草地》到《第九个寡妇》，作者的女性意识发生了嬗变。政治不再是人们必须恪守的信仰，女性从政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站在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从受阻的窘境中清醒过来，有了自觉的意识。《雌性的草地》以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对女子的命运表现出悲叹。当然《雌性的草地》中作者也通过塑造其他的形象表现出一定的女性意识，但总的来说，这种女性意识是受阻的，不是彻底的。而《第九个寡妇》，作者运用西方的视角，呈现出对人性、女性的积极关照。这种嬗变既是创作环境对严歌苓的影响，同时也是她对于女性命运、女性生存思考的必然结果。

二、女性与父权

“父权社会以强制性的手段，把女性压入社会底层。这些手段不仅包括以性别为标准的社会分工和权利分配，更包括通过宗族的结构和纪律、婚姻目的和形式严明的社会性别规范和兼有行为规范之用的伦理规范来实行的各种人生强制性策略。一方面父权社会将女性这整整一个性别强行排除于社会主体的生活之外。另一方面，父权社会又势必以以某种符合统治原则的方式将女性重新安插在自身秩序内。它将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妻、母、妇等，而非女性。”[3]P2、7女性要想进入主流话语秩序，只有依附男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或者以“他者”的身份将自己打造成女英雄，而这两种方式都是以牺牲女性自身的性别身份和归属为代价的。

《雌性的草地》中牧马班的女子在牧马的过程中，经历了风吹日晒、抵御着狼群、豺狗。女孩子们的脸全部结上伤疤似的硬痂。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很奇特，像男人一样地洗浴、上厕所。女性之所以不同于男性，包括生理和心理双活的差异。这种忽视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将其男人化的处理，体现了男性为主的秩序中，女性自身的隐匿和沉沦。

然而作者对于父权社会是批判和反抗的，牧马班的解散，姑娘们对于自身身份的渴求传达出作者的女性意识，“‘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失败告诉我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如果说《雌性的草地》使得父权社会的秩序有了裂口，《第九个寡妇》则将其彻底肢解。王葡萄虽然是孙怀青买去给儿子做童养媳的，但是她完全不受父、夫等的制约与束缚，对于父权社会的三纲五常也没有概念。

一般意义上，父权社会是不让女子参与生意的，但是王葡萄到一定年龄后就开始跟着二大打理家里的生意。丈夫银脑死后，作为守寡媳妇的王葡萄还试图跟孙怀青说她和琴师的婚事，无奈琴师最后跑了。王葡萄与二大孙怀青的相处模式也是对父权秩序的一种彻底反叛。孙怀青从小像对待闺女一样疼爱王葡萄，而在孙怀青被打成反革命、恶霸地主，要被枪毙时，王葡萄将其藏于地窖里，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她的起居、生活，直到文革结束。他们之间是和谐的两性关系。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说：“两性之间最自然的就是合作。我们有一种深邃的，即使是无理由的本性，赞成那种理论，就是男女结合可以达到最大的满足，最完美的快乐。”当然这里的结合并不存在某一性对于他性的压抑和收纳，而是指两性平和、自然的相处。

《第九个寡妇》中，作者有意地弱化了男性形象，早死的铁脑、胆小的琴师、懦弱的孙少勇，而王葡萄则被塑造成一个宽容、忍耐、有胆识的女性形象。一定意义上，王葡萄是一个施救者，通过对于男性的救赎，作者旨在体现女性伟大、深沉的力量。王葡萄是能够诠释严歌苓“女性是第一性”的女性观的。这种观念正确与否还有待商榷，但是严歌苓在《第九个寡妇》中呈现了女性意识的自觉，它不受父权的影响，不是被父权纳入自身秩序的牺牲品。

从《雌性的草地》到《第九个寡妇》，父权退出了文本，女性从“他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自身的回归。

三、女性与爱情

爱情是很多作家都会涉及到的主题，也是人生重要的主旋律。在爱情中，女性可以获得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的体验，满足女性的隐秘的情感需求。然而严歌苓在《雌性的草地》中却将爱情的自然属性打碎，赋予了它神圣的理想光彩。小点是一个淫邪的女性，在文革中杀人后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她瞒着姑母与姑父乱伦，她也靠着自己的漂亮走了一些捷径。但是她和营长之间的爱情使她的自律变得近乎神圣，她改邪归正，为了理想的爱情。“小点是一个美丽、淫邪的女性，同时又是个最完整的人性，她改邪归正的过程恰恰是她渐渐与她那可爱的人性，那迷人的缺陷相脱离的过程。她圣洁了，而她却不再人性。”在这里“爱情作为理想，是基于牺牲，最深层次是要求人献身的，具有死亡本能。”营长对于小点儿的爱情，则牺牲在军人这一社会身份中。“我可以不顾一切，两眼一抹黑地闷头爱你，帮你也帮我建立一种真实的爱情生活，可我是个连个人生活都充了公的军人。军人的多情是他的致命伤，我已经够意思啦。既然我不能对你负责到底，那我就趁早收了这份心。他一再调整望远镜的距离：我用这方式抱了你，请原谅。”[1]P323爱情就这样被扼杀了。在个人与的社会属性的人的较量中，个人失败了，爱情作为一种个人化的情感献祭于理想与职责。

《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是作者塑造的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在爱情中，她自由选择。在与琴师朱梅的爱情中，她没有受限于守寡的身份。她也没有因为孙少勇是其二哥而拒绝与他的爱情。她的爱情都是出自自然的情感需求，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也没有为伦理所束缚。“在王葡萄的身上，一切都来自自然的、本性的、非教育非宗教的生命本体。”

从女性与爱情的维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同的爱情观与女性意识。《雌性的草地》中，爱情作为理想的假想敌被泯灭了，而《第几个寡妇》赋予爱情以自由。“王葡萄作为高于现实的、具有较强虚拟性的女性主体，不能不说是想象的产物，也是作者站在西方女性主义创作立场而创作的形象。”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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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