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刘 悦

史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对于我们搞好历史研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我们与世界先进的史学理论思潮进行接轨，我们的学者可以与世界各地的史学研究者进行探讨，引进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史学理论的方法，运用到我们国内的历史研究领域，在新的时期，我们既要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同时，我们也要加强自身建设，使我们的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可以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推动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

   一、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注意对于历史的记载，所以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史书很多，这些书中除了对于历史史实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些讨论治史方法、体例等方面的书籍，例如清代的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者就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性的建议，例如“六经皆史”，“把地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些对于古代治史都具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们古代有一些理论方面的书籍，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人并不喜欢搞理论，人们一般更重要的是要有实际作用，民国时期的学者傅斯年就指出，“史学只是史料学”非常强调材料，瞧不起理论，从他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们并没有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官方的主流思想是经过苏联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研究，有些并不合适的理论被生搬硬套用到了史学方面。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国内的学者都不去研究史学理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们长时间与世界隔绝，在史学理论方面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史学理论界的大发展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史学界跟世界才又开始进行交流。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史学理论的落后而西方史学理论的兴盛其让中国学者大为震惊，也就更加坚定了其学习西方先进史学理论的决心。

1983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正如有的学者所观察到的，“1983年是一个转变之年，是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1983年 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强调要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要想更好的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理论，大家相互交流十分重要。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问世，为史学理论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1992 年，《史学理论》升级为《史学理论研究》后者是集中发布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交流互动和报道国内外研究动向的一个重要平台。是中国史学理论界的风向标，众多学术大家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自己对于史学理论的一些观点，以便于全国同仁进行交流，这本杂志也推动了中国史学理论向更广的层面的发展，让普通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也可以了解最新的史学理论界的动向，从而也可以为中国史学理论界提供后备力量。

正如前文所述，要真正的使中国的史学理论得到发展，与世界接轨，培养自己的后备人才是当务之急，普通高校大学生就成了很好的培养对象，所以在高校开设史学理论这门课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1980年白寿彝在北师大成立了史学研究所，招收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生，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史学理论研究机构。通过这个史学研究所，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史学理论方面的人才。

通过翻译西方史学理论名著也是提高本土史学理论水平的重要方法。并且很多人都付诸实践。例如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鲁滨逊《新史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新史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中的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勒高夫和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其中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分析了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和亚、非、拉各国历史研究的重大变化及其原因，介绍和评价了各种新史学流派、新研究领域、新研究方法和技术以及新的研究组织。此书被欧美各大学列为重要参考书。另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吴柱存翻译的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书，在传播历史认识论方面具有启蒙的性质。通过这些译著，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理论，从而运用到自己的历史研究过程之中。

仅仅通过翻译别人的著作只能给我们带来别人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发展自己的史学，就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如果只是一味的借用别人的东西而不创新，我们的史学理论永远都不会进步。我们国家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成果。例如1983年6月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首先出版。紧接着是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其后，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和李振宏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著作先后出版。本土的这些学者的史学概论著作的相继出版，是我们国家的史学家对史学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推动着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

我们在引进西方的理论的过程中，有两种理论对于我们的冲击和影响最大，一个是年鉴学派的思想，另一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把年鉴学派引进并进行研究的是1978年张芝联的《法国年鉴学派简介》一文，在此之后的20年来，“对年鉴学派的关注与评介是大陆西方史学史界最为显著的开拓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个研究的‘热点’”。我国的学者不仅对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重要著作和学术理念进行研究，还涉及到年鉴学派产生的背景及文化渊源，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年鉴学派与传统史学的关系等等。年鉴学派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批中国的史学著作。20世纪9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正式传入中国。但是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史学就已经在中国学界露面，最初主要是零星的译文，在这些方面的文章有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和《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二难抉择》（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等。这些只是一些简单的介绍后现代主义思潮，并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叙述，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90年代末它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普遍关注。此后论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文章才陆续比较集中地刊布，主要有邓元忠的《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3期），李幼蒸的《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批评（《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罗志田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杨念群的《“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读书》1999年第2期），王学典的《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载《我的人文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是我国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思考与看法。也是学者用这种理论为自己的研究服务的探索。

三、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在未来的发展

现在的中国学界与世界的交流愈加频繁，我们的学者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可以进行更好的合作，为了我们的史学理论更好的发展，我们应该首先坚持多元化的发展，多元化趋向是史学理论发展的不可逆的潮流，因为历史是纷繁复杂的，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可能用一种方法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研究对象，多元化是学术的生命，也是未来我们继续进行历史研究的动力。因为“一元的史学理论的正统地位一旦确立，就会被禁锢在史学理论研究的繁琐与空洞的双重网罗之中，而失去思想批判的性质和理论创新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我们的史学理论发展时间并不长，理论根基并不牢固，我们必须培养更过的这方面大量的人才，所以笔者认为在大学本科阶段开设史学理论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同时，史学理论课不能成为大学课程的鸡肋，不能流于形式，理论知识的枯燥性决定了这是一项艰苦的任务，我们不能因为枯燥，学生不喜欢，就缩减本属于史学理论的课时，这表面是看是为了学生和老师，其实不然，这是对中国史学的不负责任，我们必须踏踏实实的开展这项工作，而且这项工作也只适合在高校展开。我们老师必须发挥自己的所长，让我们的学生发现这门课的乐趣，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去学这门课，我们的史学理论才会有充足的人才储备，有了人才才会有所创新与传承。一味的引进西方的理论对于我们并不是好事，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才可以使自己的史学理论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