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的特色宗教文化

李冯璐

   傈僳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一个古老民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境内，其余分布于四川等地。傈僳族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信仰由信仰原始宗教逐渐过渡到主要信仰基督教，并且在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融合了原始宗教，基督教，汉族文化与现代化后形成了目前拥有自己特色的宗教文化。

傈僳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古老的一个民族，在生产力较低的条件下，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于是信仰原始宗教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入侵后，传教士也纷纷来华传教，随着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许多傈僳族开始信仰基督教。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与原始宗教共存于傈僳族的信仰中。文化大革命期间，信仰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基督教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至今，大部分傈僳族群众信仰基督教。但是应当注意到的一点是汉族在基督教高峰时期，随着政府的推动，在傈僳族的信仰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傈僳族的宗教文化随着汉文化的注入，与基督教和原始宗教共同融入傈僳族的宗教信仰中，形成了拥有自己独特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

一、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傈僳族有许多神话传说，傈僳族所奉之神共有五种，以天神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下为山神，火神，龙神，家神四种，承天神之命分别负责管理宇宙一部分事物的责任，此四种神彼此之间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唯有龙神之上有一个大龙神总管各龙神。山神形象为一个老者，也会变成其他动植物的形象，山神也是人的形象，龙神最初为一鸟所生的蛋，之后变为蛇，在之后又变为龙，也可以变为人的样子，大龙神的形状如雕状，火神的形象为小佛像，常常在火中出现。神与人的关系主要为三种，神保佑人、神处罚人和人变为神。祭祀天神在村中空地或附近山坡上，祭祀山神在村旁的山坡举行，祭祀龙神在村中或村旁取水处举行，祭祀火神和家神都在家中举行。

傈僳族认为人均有灵魂，灵魂永存不灭。人死后，灵魂便会到达阴间，由阴间的官吏查询此人是否届满，如果届满则按照此人生前的所作所为，并遵照天神的意旨，分别使其变神，也可以投生为人或者牲畜。属于第一种情形的为奖励办法，第二种的为不奖不惩的办法，第三种则属于惩戒，是因为此人生前行为不正，比如傈僳族认为欠人账者死后会变牛马等等。

傈僳族的宗教师人选为“尼扒”，尼扒的产生不是世袭或者选举，而是由神明选择，能看见鬼怪，并知道禳除之法，遇到村里的病人，如果能连续医治许多人，则成为公共承认的宗教师。“尼扒”在傈僳族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凡是婚姻，丧葬，疾病，占卜，除鬼，喊魂，均求教于“尼扒”，“尼扒”中有会杀魂者，可致人于死命，具有极高的权威。

傈僳族的每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在傈僳族社会中，人们把认为跟本氏族社会有关系的某种动物或植物，做本氏族的标志，进行图腾崇拜，并用来作为氏族的称谓和代号。

正因为傈僳族相信在他们生活中神灵存在，所以在生产生活或者与别人交往中有很多禁忌：腊月二十七到正月初九的过年期间，在这13天里，大家都不能出来；八月间不上山砍柴，不丢石头进水塘，不织麻布，怕触犯了神龙引起灾祸；不能将锄头搭在肩上，因为通常是在埋葬死人时才这样做；在房前屋后不能喊哦，因为人死驱鬼时才这样喊；到别人家里不能吹口哨，尤其在晚上更不能吹，不然就会把鬼引到屋子里来。黄昏时出入要随手关门，否则认为鬼会钻进来咬死人；在祭鬼的时候，肉没有吃完，旁人不得走进屋来打扰，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很快康复，如果有人冲进去了，就会不起作用，同时，别人不得偷看，嘻笑出声；禁止吃牛肉、狗肉、猫肉和马肉等等。

二、傈僳族的基督教信仰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加剧，西方传教士纷纷到中国传教，生产落后，科学不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传教士们关注的重点。在傈僳族中，传播最广泛的是基督教。当时由英国传教士麦克西斯主持的缅甸八莫基督教会，，派遣一个叫做“巴托”的缅籍傈僳族青年传教士经腾冲至泸水，碧江一带传教，1922年起杨志英，杨思惠等由上海经缅甸、保山到泸水，碧江建立基督教内地会。1941-1949年，杨志英任内地会总负责人，其教区以保山中心。此外，瑞士、德国的传教士也都来过怒江传教。

基督教传入怒江地区后，传教士们为了便于传教，不仅学会汉语，还学会傈僳语。他们操着流利的傈僳语宣讲《圣经》，无疑使当地群众增加了亲切感。1920-1925年间，英国牧师傅能仁和他的助手摩西与巴托合作，创造了以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式为基础的傈僳文，在滇西北傈僳族中使用。他们用傈僳文翻译了《圣经》、《赞美诗》等，在傈僳族中广为传播。1930年，内地会美国牧师杨思惠到泸水、碧江一带传教，用傈僳文大量印制《圣经》、《赞美诗》散发。同时，传教士们还行医办学，为当地人治病，培养本民族基督教神职人员。这些举措，都为基督教在怒江地区杀我传播创造了条件。教士们要求教徒洗手洗脸，换衣洗澡，改善环境卫生；禁止酗酒和大规模祭鬼，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这些主张对于保障人们身体健康、发展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基督教传入怒江地区后发展很快，主要是靠文字才得以迅速传播，到新中国成立后，怒江各县解放后驱逐了帝国主义传教士，怒江的宗教界于1951年开始成立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1954年改为“三自爱国委员会”，断绝了与帝国主义传教士的联系。经过改革后的宗教在党的宗教政策的照耀下，各种活动正常开展。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中断，1976年以后得到恢复，现在广大教牧人员在党的宗教政策感召下，正常的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并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由于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在一起，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基督教在怒江地区传播的数十年中，一些外籍传教士利用特权，私设法庭，包揽诉讼，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制造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冲突。有的传教士还利用传教活动的方便，侦探、搜集我国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活动出谋划策，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怒江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当然，多数都是一般的传教士。

三、汉化和现代化成为趋势

即使外来基督教已经“傈僳化”，但是汉化和现代化仍然是傈僳族基督教文化发展的趋势。傈僳族基督教徒过圣诞节的时候，在寒冷的晚上，参会的女性虽然里面穿了民族盛装，但是外面还裹着厚厚的汉式外衣，男性一般已不穿民族服装，参会的男性都身着汉装，有的头戴一顶毡帽，只有从身上背的一个颇具民族特色的挎包，方可看出是一个傈僳族汉子。在基督教音乐中，伴奏乐器出现了手风琴，钢琴，脚踏风琴，甚至是鼓和吉他。基督教徒还把傈僳族对偶艺术，基督教信仰和汉语对联文化有机结合，发展出用傈僳语写的基督教对联，遇到傈僳族传统节日，或者基督教庆典，傈僳基督教徒有在教堂以及信徒家门口粘贴这种对联的习惯。

傈僳族盛大的刀杆节仪式也显示出汉化以及现代化的趋势。腾冲傈僳族是在明代内地汉族移居该地后，由汉族官员请来抗击外侵而迁徙于此，之后，区域内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也有了举办一定规模的集体活动的能力。而且，在相互接触交往过程中，彼此都有借助对方的崇拜对象——汉族民间信仰神灵与傈僳族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神灵，以共创，共享一种地方性宗教文化的诉求。于是，傈僳族传统的上刀山下火海仪式被同一区域的傈僳族，汉族所共享，在过程中，逐渐向固定的时间安排演变。同时，仍存在以消灾避难为目的的无固定时间，空间的上刀山下火海祭祀活动。这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定期的节日活动与不定期的祭祀活动并存，有着信仰实践和民族节日的双重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刀杆节得到恢复，由于政府的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刀杆节由神圣向世俗转变。上刀杆时，要在“三崇庙”中进行祭祀活动，庙中所供奉的神除了王骥外，还有释迦摩尼，观音菩萨，关帝爷以及大理鸡足山的鸡足大王等，这些神是佛家，道家哎，以及白族的神，不同于傈僳族所信仰的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这些神最初是从汉族中伴随活动而被引入的。总之，将明代平定边乱的王骥加以神化、崇拜，并通过其传统祭祀仪式不断实践，是滇西傈僳族在于汉族接触过程中将本民族原始崇拜与汉族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基础上共创，共享的一种区域文化，显示出国家认同，区域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在不断演变的“社会情境”中的相互交织。傈僳族在迁徙的过程中，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思想上自发的接受了民族英雄王骥，文化内涵发生了演变，说明傈僳族受汉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对国家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

四、总结

综上所述，傈僳族的宗教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融入了原始宗教，基督教，汉化和现代化的内容，从而形成现在的拥有傈僳族独特民族特点的宗教文化。傈僳族的宗教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能够继承与发展原始宗教，吸取基督教中适应民族发展的文化，在党的领导下，能够保持先进性，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傈僳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的需求，因此，又具有世俗性。虽然学界对傈僳族宗教的看法多偏重于基督教对傈僳族产生的重大影响，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基督教虽然对傈僳族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但是它未能取代原始宗教的地位，也不能成为傈僳族宗教文化的核心内容，傈僳族的宗教文化是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已经形成自己特点的文化。我们应当重视保护和发展傈僳族宗教文化的独特性，贯彻党的宗教方针政策，这样才能有助于丰富少数民族文化，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增强傈僳族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