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恶紫之夺朱”原因之探究文/马坤

摘 要：本文针对孔子在春秋末期提出的“恶紫之夺朱”的原因进行探究。结合儒家色彩观从其历史渊源、时代背景、个人主张及其深藏哲学智慧等方面探微孔子时代“恶紫之夺朱”的色彩审美背后的文化动因。

   关键词：恶紫之夺朱；礼乐；儒家色彩观

“恶紫之夺朱”出自《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原文为：“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三恶”已经存在的社会现象用四个字概括出来就是“礼崩乐坏”。在孔子之前，“朱”、“紫”在古代色彩观的地位已然不同。《说文》：“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段注：“朱本木名，引申假借为纯赤之字。”相反“紫，帛青赤色。”段注：“青，当黑……火畏于水，以赤入于黑，故北方间色，紫也。”可见，“朱”色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拥有特殊的文化地位。“紫色”作为间色与正色在观念上相差甚远。可见“紫朱”之争背后更是儒家倡导的政治原则和时俗取舍的对立。下文笔者力求针对“恶紫之夺朱”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1 意在反对奢靡风气紫色代表奢靡和高成本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尔雅·释草》中有记载：“藐，紫草。”郭璞注释：“一名紫茹……根可以染紫。”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但其制取十分复杂，色素紫草醌难溶于水并且不甚稳定，所以要染一件紫色的衣服无论原料还是制作都价格不菲。“紫”色对于载体也有要求：仅在丝绸上着色相对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由此可见选择“紫”就是选择了巨大的制衣材料、染色原料和制作过程的耗费。另有例证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齐桓公直言“紫贵甚”。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对于奢靡之风是深恶痛绝的。《论语·述而》中孔子明确地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对于治国，孔子更提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从“紫”的成本与孔子的一贯主张上看，孔子的“恶紫之夺朱”不能不说是在反对奢靡、提倡节俭上有所考虑，进而做出的取舍。2 孔子维正尚礼的表现首先，“恶紫之夺朱”有其理论依据。《集解》：“孔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色。恶其邪好而夺正色。’”可见先秦时代颜色的使用已经有着严格的理论界限，上层社会之中尤为明显。《礼记·檀弓》：“夏后世尚黑……周人尚赤”。周代以正色为贵、间色为贱，紫色一向被视为“闲杂之色”。何况“ 周以火德王，尚红色”。在周礼的文化语境下，面对朱、紫的区别，就是面对正统与非正统甚至社会等级的差异。儒家色彩观明显遵从儒家学说理论，极力维护周时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坚守“正间”区别，色彩装饰不可混淆颠倒。

理论之外，就社会现实而言，孔子直白的说明喜恶，也是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批评与不满。“恶紫之夺朱”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紫夺朱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紫衣之风的开启者当属春秋时期的鲁国君主桓公，《礼记·玉藻篇》曰：“玄冠紫矮，自鲁桓公始也。”按照《周礼》规定 “继布冠缋矮，诸侯之冠也”。但鲁桓公却偏好玄冠及紫色的冠带，证明鲁桓公的做法已经僭礼了。除鲁桓公，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直接将紫服当做皇袍。从这一例证中也不难看出作为一地之君的巨大示范作用，因而孔子对于诸侯的“以紫夺朱”更加痛恨。《正义》道：“周衰，诸侯服紫。”可见社会中“礼崩”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孔子痛心周公当初所定之礼已经不存在了，无法忍受“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实。3 紫似朱，惑人 紫色被孔子如此厌恶另一个原因是“以惑人者也”。正是能“惑人”，它才成为战国后的流行色。与朱近似是紫的又一大优势。如果我们只说孔子认为朱为正色，紫为间色，所以他痛恨厌恶“以紫乱朱”行为。这不全面，因为间色不止紫之一种，何以孔子偏偏把紫与朱对举？除了紫色在现实中被推崇外，还因为紫色近于红色。似于但不等于，所以这种不正之色，容易乱了大红这种正色。紫朱不易辨，郑雅不易分，利口者不易识，统统是因为近似。没有圣人的眼睛和心智，就很容易被蒙住，潜移默化以至于难辨正邪。黑白之别分不清，看起来问题很大，其实倒不必在意。“颠倒黑白”只能蒙蔽一时，难以服众。“以紫夺朱”看起来问题不大，却可以混淆视听。以紫代朱，“礼”将不存，以诸侯代王，王将不保。但人民却容易把这两种极不相同的颜色混为一谈。“近似”之误人误国，往往在此。随着时代变化“恶紫之夺朱”反奢之意与维护统治的目的淡化，但其中蕴含的正邪之辨和应对社风的防微杜渐依旧有强大的生命力。

4 结论

当下社会“紫朱之争”已失去了孔子时期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因而不了解当时社会现实与孔子主张的人对于“恶紫之夺朱”的理论理解会有偏差。“间色”之一的紫色是以孔子口中的“恶者”身份登场，其实质是孔子反奢靡、崇尚维护周王朝及其礼制、防微杜渐制止社会以邪胜正等一系列儒家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外化。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时期，衣冠服色体制是统治者的固权之术，同时也是传统文艺思想的载体。孔子“恶紫之夺朱”的理论很好的体现了文艺批评的时代性质和先秦时期文艺未达到自觉而服务于政治社会主张的特点。参考文献：[1] 陈向鸿.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观念探源[J].江西社会科学,2003(12).[2] 曾磊.秦汉紫色观念的演进[J].史学月刊,2013(02).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