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的形成和抗争

          庞云丽

摘要：在跨国资本大量进入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打工妹这一特殊打工主体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象征产物。《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以打工妹为研究对象，通过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阐述了打工妹在国家、资本及家庭父权制三种合力下的形成过程以及打工妹在身份认同过程中的自我形塑和抗争，向人们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让位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实践如何依赖于中国的阶级与性别关系模式。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迁全貌、变迁过程中各种力量的交织,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处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是作者潘毅在深圳的一家名为流星电子有限公司的工厂，与工厂里的女工同吃同住，历时八个多月的时间，运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研究新时代下的农村打工妹是如何处理自己身体和内心的矛盾，以及新时期下资本主义融入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冲击——农村女孩想要获得新生活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但在城市却发现并没有获得她们理想中的更好的人生，反而是在权力的压制下沦为了生产工具这一令人心碎的事实。作为一位民族志学者，作者在亲身参与、观察工厂日常生活后采用无结构访谈等方法在“流星厂”这个田野之中，对女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以打工妹为研究对象，让人们认识到打工妹既是一个打工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象征产物，形成于跨国资本进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时期。打工妹作为一个浓缩的身份，向人们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让位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实践如何依赖于中国的阶级与性别关系模式。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以打工妹这个新型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为主题，视角独特，其理论性与创新性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这本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书，获得了社会科学界的“美国米尔斯2005年最佳书籍”奖项，潘毅博士也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获奖者。    

在《中国女工》中作者论述的国家、资本及家庭父权制对于打工妹形成的影响是关注的焦点，这三种合力在打工妹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打工妹身份的认同和差异政治以及打工妹对这三种压迫所采取的抗争是本书论述的重点。本文主要围绕这些话题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

1 打工妹主体形成的力量

1.1 国家

阶级一词在中国有很强的政治性。从“阶级斗争”到“阶级死亡”再到“阶级重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阶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政治性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限制人口的“盲目”流动，然而这种制度将人从一出生就划分出了“类型”，将人们相对的固定在出生的地域，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定义将人们的“身份”划定出来，要么是城市人，要么是农民，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十分困难。城乡分割就此产生，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城市与乡村的差距越拉越大，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大，人口的流动也大规模增加，然而户籍制度却仍未有很大的变化。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参与工业化生产，但是他们却无法在城市扎根，因此在国家制度层面他们始终属于农村，也就有了农民工这个极富现实意义的词。他们无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受到城市化、国家体制等的权力控制，成为身份模糊的打工者。作者在书中指出在新兴打工阶级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打工者没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权利，因此就等于被剥夺了阶级生根的土壤。在当代中国，决定新兴打工者主体形成与消解的是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打工阶级自身的失语，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1.2 资本

发展市场经济以来，跨国资本不断涌入我国资本市场，为了满足资本发展的需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资本当中，深圳在“全球化”过程中，出口加工业是发展的主要渠道，而出口加工业则是依靠最廉价和驯服的女性劳动者。在加工业发展的同时，打工妹们被资本塑造的过程也就开始了。固定的岗位，统一的作息时间表，制度化的生活规定，工资制度等等。它们将身体规训为机器，工人的身体被固定在特定位置上，她们就像是机器上的齿轮，有各自的功能和生产能力，作息时间就是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不断的强化给女工们，资本要在女工们有限的工作年限中获取最大的资本回报，当然女工们也要在短暂的停留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资本经营在不断榨取女工们的劳动中循环着。工厂区域内随处可见的工厂守则，规范着工人们的工作、生产、日常行为等，而违反条例的后果则是罚款或是开除。电子眼则成为车间内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权力技术手段，它隐蔽的约束着工人们的行为，在潘毅博士做田野调查的流星厂，女工们实际上完全处于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空间”之中。资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所有不受欢迎的流动人口改造成为有用的工人，这个过程将涉及到利用文化，以及权力等控制手段，或明或暗地影响并改变人的肉体与精神、行为与信念、姿势与习惯、态度和能力。

1.3 父权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没有颠覆父权制。女工们为了挑战父权制家庭，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走出农村，资本正是利用了女工们的这种欲望，实现对她们的利用。然而她们始终不属于城市，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中国女工》中提到的女工们，有的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情况，有的是为了反抗家庭的控制，有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出来打工，她们都清楚在农村婚姻一直是女人的“终身大事”，女工们的最终归宿仍然是回到老家，嫁到婆家，生儿育女，度过余生。这种外出打工的行为可谓是“暂时”性的反抗，因为能真正完全战胜这种父权制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女工们还是需要父权制家庭的支持，在外出打工期间除了能逃避农村的困苦生活，感受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之外，还有可能为自己增加一些经济资本，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

在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张力之下，一种以阶级、性别、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产生了。在国家、资本和父权制三者的合力下，女孩们被吸引、推动，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并逐步被改造成为女工，而当青春耗尽，她们又被父权制家庭拉回农村。国家无需为她们提供保障，资本支付低廉的佣金，她们的劳动被榨取殆尽，她们也始终不会被城市所接纳。尽管父权制体系的颠覆依然遥不可及，但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确为女性提供了在家庭中争取权力的空间。父权制关系及文化正在迅速的发生改变和重构。打工妹离家出走到城市打工或者拒绝回老家结婚等抗争的尝试，无一不是在向家庭中的父权，以及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发出挑战。

2 打工妹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

2.1 打工者身份认同的背景因素

打工妹外出打工的原因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因素，这就是自从建国以来日益扩大化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现实。打工妹之所以面临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之间冲突，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时候,这一冲突也随之加剧。“打工妹主体反抗的不仅仅是特殊意义上的父权制关系,同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巨大城乡差别,以及日趋严重的农村贫困。”这里值得玩味的契合在于，“当打工妹试图挑战和改变中国家庭与农村社会的欲望,正好与全球资本企图将中国改造成世界工厂和国际市场的欲望相遇。”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打工妹一厢情愿的简单想法早已淹没在滚滚肆虐的无限贪婪的资本欲望之中。这就注定了打工妹美好欲望的悲剧性色彩，从而也就注定了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之下，通过打工妹外出务工来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悲剧性命运。

没有暴力，没有强迫，打工妹们毅然决然的逃离自己的家，希望挑战父权制家庭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甚至不惜在工业劳动中将自身异化。大部分打工妹在离开加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她们将会在血汗工厂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每个月赚五六百元钱；她们知道工厂的老板不会仁慈，不会把她们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她们知道工厂和农村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然而，生活在夹缝中的农村女孩，也清楚的认识到只有通过打工，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她们所反抗的不仅仅是父权制，同时也是巨大的城乡差别和贫困的农村生活。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的严重差别，为农村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挣扎奠定了基础，为年轻的一代农村女性从农村流向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动力。

2.2 打工者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

“打工妹”这个称呼对于年轻的农村女孩子来说并不一定带有负面的感觉，甚至对于她们而言，代表着一种崭新的自我认同和感觉。她们渴望离开农村去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渴望非常强烈， 尽管她们非常清楚血汗工厂的生活，知道工厂生活的艰苦。她们来到工厂，工厂会利用各种规训手段将她们塑造为打工妹，同样她们自身也有强烈的渴望将自己尽早塑造成打工妹，得到新的身份认同和生活。

合格的工人是工厂需要的，女工们则希望通过各种方法尽快的适应新的生活。对于生产线的适应每个人所需要的时间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书中和作者在一个工位的美芳，刚开始并不适应流水线的工作，想要离开，但是看到其他人都能适应，她也同其他女工一样努力去适应过程的生活，留了下来。女工们每到要发工资的时候就会在一起谈论休息的时候要去逛街，没到发完工资的休息日，女工们就会结伴去逛街。其实每次逛街不一定都是购物，有的时候只是为了体验城市生活。穿上T 恤，牛仔裤，用上美白产品，用上口红等等，这些更贴近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是女工们在自我形塑过程中探索出来的，这种参与消费的方式，是女工们得到认同的一种形式。自我形塑是一个人要想获得一种新的身份，就必须与自己过往的身份进行斗争，要完全抛开过去的生活，争取自立，为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打下基础。打工者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是自我形塑的过程。

差异政治贯穿整个打工者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打工妹”这三个字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蕴所在。“打工”一词代表的就是一种比较低下的社会身份认同；“妹”者,不仅年龄小,而且是女性,更是未婚者。如前所述, 打工妹的造就本身就是城乡差异的原因所致。户籍来源与血缘网络也不断造就了不同身份的族群。比如广东的三大民系:广州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此外,广东人与外省人之分。外省妹,亦被成为 “北妹”。不同区域的人在工厂中的地位不同,也导致甚至恶化了这种差异政治的存在。比如,“流星厂的大部分中层管理职位都由客家人或潮州人所占据, 而几乎所有的外省妹都在生产线工作。

不同民系的存在,自然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语言政治或者说方言政治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普通话与广东话的差异、不同版本的广东话 ( 香港广州话、广东广州话、客家广州话与广西广州话等)之间的差异, 以及不同的管理者对语言选择的优先性。在流星厂, 我们看到的是广东话与香港广州话的优越性与排他性的地位。此外,工资和待遇制度的差异,也自然地将打工妹与管理层、打工妹与其他打工妹、打工妹与打工仔、女性与男性分割开来。“在流星厂, 男性的工资通常比较稳定, 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30%。”差异政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就要求打工妹必须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个性作风、语言习惯与身份认同,才能适应工业化时代特定时空里的生活。

合法性语言的斗争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对身份认同、地位、以及权力的争夺。一个人说什么方言，带有什么地方的口音，这些都至关重要，这是一场围绕工位、资源、以及权力而展开的斗争。精通广东话成为了在工厂层级体系中向上流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广东话成为了工厂中的官方语言，比普通话更具合法性。工人们要想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是必备的， 同样是讲广东话，口音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身份认同。亲缘、地缘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语言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听流行歌曲、听香港广播、尽量和作者说话都成为女工们改善自己的语言的方法。在女工们去学习具有优越性的广东话的、 追求现代生活模式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去获得一种身份认同。

打工妹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体，是由身份认同、差异政治等多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共同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双重的扭曲和错位的过程，它在个人的日常抗争中制造出焦虑、迟疑和痛苦，并在自我形塑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工厂体制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结构系统,而且也是由性别身份认同、血缘-族群纽带,以及城乡差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权力与层级的万花筒。

3 打工妹的抗争

女工们的反抗形式可以归结为是一种日常生活策略及身体的病痛。在工厂中很少看到集体的大规模的罢工出现，只有当流水线的速度调得太快或者奖金克扣太厉害的时候，集体装病才成为经常出现的事情。忙季通常也是抗争的好机会， 不仅可以改变一下工作环境而且有可能在生活方面有所改善。在流水线上放慢速度、故意出错、甚至是停产罢工，都是女工们所采取的反抗形式。

身体的病痛、梦魇和尖叫是女工们身体对工业劳动的客观形式的反抗。女工们在进入工厂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都会出现很多慢性病，痛经、头痛、感冒、胃痛、浑身无力等等。痛经是女工中普遍都有的慢性病痛，女工们承受着痛经的折磨，有的会忽然昏倒。为了保障流水线的正常运作主管们会给经期的女工们发放类似避孕药的药物来减轻疼痛感，然而这些药物对于女工的身体是有潜在影响的，主管们不忘提醒女工们不可以随意乱吃。然而女工们在农村的时候一般都没有痛经的经历，只是来到工厂以后才出现了这种情况。规训的时间是经过科学研究，并且精心编排的，但是女工们的身体根本不可能完全被工业生产的节奏所管制和吸纳，她们有自身的时钟。这种身体的抵抗形式是看似不被察觉，但是它时刻体现在工厂中，体现在工业时间当中。

尖叫和梦魇是人类的极限体验，是人类在无法承受的痛苦之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在痛苦的极限之中呼喊出人类对自由的体验。书中女工阿英就是作者描绘的尖叫的主体，她可以说是女工的缩影，慢性病痛折磨着她，长时间的劳动，极少的睡眠，工业的规训，身份认同的模糊等等，这一切化作压力，压在女工们身上，她们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在一声声尖叫中被暂时的释放。梦是一种抗争,是个体在现实中借助梦境这样一种想象体验进行的抗争。而尖叫,可以看作是对语言的拒绝,因为她们不想进入到象征世界，这样的象征世界给她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窘迫。她们在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被塑造、被建构,被迫过着一种不知未来在何方的生活。她们身体疼痛、心理焦虑,她们茫然失措、迟疑徘徊。所以,尖叫可以看作是对象征世界的抗拒。尖叫过后她们仍然要面对这些她们无法改变的现实，尖叫声是她们真实生命的体现，是对现实强有力的反抗。

《中国女工》一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描述底层女性打工者，在中国社会急剧重构的背景下的日常生活，透过这些描述的画面,我们看到了女工政治的复杂性、多样性与艰难性。她们的形成，她们的抗争，正是作者要给予我们的思考。女工阶层在国家、资本以及父权制三种张力的合力下形成，又在这三种张力中奋力的抗争。从《中国女工》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作者对这项研究及研究对象所倾注的极大热情,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坦陈的:“正是她(晓明)所经历的这场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将年轻的打工妹们的梦想燃成灰烬的大火,让我十多年来一直匍匐地探索着一种关于社会抗争的次文体”(潘毅,2005)。这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热情有极强的感染力,它能使读者了解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不仅要看到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优势群体和精英群体的作为,同时也不能忽略诸如中国女工那样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迁全貌、变迁过程中各种力量的交织,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处境。（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